当时王印昌是预备党员，为了表现积极，争取早日转为正式党员，他就听了徐股长的话，连续写了八张大字报。前七张大字报都是写的对运动的认识，后一张大字报，因为是整改阶段，要有实质性和针对性，他就写了“应按佩戴枪支范围佩戴枪支”。

大字报写完后，还有黎股长、张股长都在大字报后面签了名。这是一张多人连署签名的大字报，王印昌是第一个签名，要负责都得有责任，不能让王印昌一个人负。

黎股长也说：“我也签了、大家都签了，不能让王印昌一个人背黑锅。在说，大字报的内容都是真实的，都是我们公安机关在运动中要整改的，这算什么错呢？”

徐股长说：“他是主笔，他的责任最大。你们都是从犯。因为在运动中，通榆县公安局抓的人太少了，就一个，下的指标没有完成，还要继续抓，要凑够数才行。王印昌只能凑这个数”。

任凭王印昌有一百张嘴、一百个理由也难以申辩。组织强加给他的处分，使王印昌百思不得其解。王印昌怀着对公安工作非常热爱的心，一千个不情愿，一万个不理解，带着情绪，离开了通榆县公安局。

此时的王印昌，深深感觉到，一个外地人，只身来到通榆，是多么的孤独与无助。连个诉苦的亲人都没有。好在默默无语的妻子在支持他。妻子韩淑英说：“一个身后没有背景，工作没人撑腰，事业无人支持，关键时没人指点的人，只知道干，最后还得干出一身的毛病。

当时王印昌就是想预备党员早点转正。也是当时他年轻好胜，凡是考虑的不周，也是因为他太实惠了，思想太单纯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现在王印昌想起来还直后悔。他说当时真不成熟。

1959年他被下放到通榆县大修厂劳动锻炼。说是锻炼，其实就是劳动改造。一个国家干部，从公安干部学校毕业的公安警察，到大修厂劳动锻炼，也算是触及他的灵魂吧。

大修厂在当时通榆县是一个比较大的修配厂。主要修理农用机械，胶皮毂辘大车，还修理汽车零部件。凡是接触的都是铁器。当时都是手工作业比较多，抬抬扛扛是每天要做的作业。

王印昌当时年轻，有力量，干活不打怵，整啥有窍门。说话办事有板有眼。厂领导相中了，知道他是被冤枉下来的，在车间干了半年，就调到厂里当总务。大修厂的总务也是有实权的。厂长不管的，他都管。前勤后勤都是他张罗。在大修厂他还是顺心的。

1965年，通榆县委组织部为王印昌平反。组织部长罗玉秀找王印昌谈话说：“1958年反右时县委给你定为“错误”，调离公安局是错误的。现予以平反”。罗部长从档案袋里抽出反右时给王印昌的定性材料，当面烧毁。并宣布王印昌预备党员按期转正。

后来有人告诉我，58年反右时，没给我打成机会主义、定为“严重错误”，是我遇到好人了。是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我说了公道话。

国燕勋看完大字报，让公安局反右领导小组研究，拿出定性意见。

当时反右小组有王希文、徐凤歧、黎洪彬、蔺善学、李明才5人。绝大多数人的意见要给他化成机会主义，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当时是李明才（协理员，相当于现在的政委）力排众议。他说：“王印昌岁数小，年轻好胜，没有经验。再有大字报不是他一个人写的，联名写的。写大字报之前也不知道国书记、闫书记带枪。是有人为他提供线索，他才后加上去的。大字报内容也没反对到党的政策，给他化成机会主义是错误的”。在李明才的坚持下，最后给我定为“严重错误”。

李明才的正直，敢于坚持原则，保护年轻干部，在当时也是存在很大风险的。是他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