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组织部门给王印昌平反后，调他到民政局工作。

民政局也是一个不错的部门。王印昌在民政局，经常下乡搞调查，总也不着家。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各项工作得到领导的认可和同志们的好评。

1968年，王印昌被局里上报为后备干部，如果他不走五七道路，始终在民政局工作下去，他最次也能干到局长的位置。

命运再一次与他开了个玩笑。

1969年，因王印昌在整风运动中写过大字报，认为公安局不应该把办案的枪支借给外单位，惹出了大麻烦。被定为“严重重错误”，下放到大修厂劳动改造。

1969年走“五七”道路，王印昌又是被组织上第一个想到的人。

王印昌清楚地记得，1969年春节前三天，王印昌全家搬到原开通公社和平大队翻身窝堡屯，插队落户。

当时，王印昌和爱人韩淑英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母了。大儿子王辉、大女儿王艳、二儿子王伟。大儿子十多岁，大女儿8岁，二儿子5岁，他们想在城里过个年的愿望都没能如愿。没办法只能跟父母走“五七”道路，到农村去过年了。

什么是“五七”道路？为什么要走“五七”道路？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是很了解，有必要在这里说明一下。

“五七”道路的由来和背景：

1966年5月7日，他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副主席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的内容含书名和日期共659个字。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五七”指示。信中这样写道：“同志：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1968年 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

黑龙江省革委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进行了上报。这个材料最初在1968年9月29日《情况汇编》第628期上发表看到这个材料后，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

他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这样，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受到肯定的典型。

各地纷纷仿效柳河“五七”干校，办起了许多干校。中央各机关，包括中央办公厅，也都在外地寻找地点，分别办起了各自的“五七”干校。

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各省开办的“五七”干校就有近1500所。

在遍布全国的“五七”干校中，湖北咸宁向阳湖干校因为聚居的文化名流最多、文化人知名度更高而颇具特色，成为“五七”干校中的文化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