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奥运的临近，首都北京原本就较严重的人口、交通、资源和环境污染压力再次凸显，中国是否需要迁都的争论也再次激烈起来。赞同迁都者罗列北京目前的种种“首都病”，认为非迁都不能根除此痼疾，反对迁都者则认为，新建首都势必劳民伤财，带来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北京作为首都，有着传统、习惯和功能上的诸多优势，难以代替，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行政或资源调配手段逐步加以改善。

首都是国家的中枢，对是否迁都进行探讨自然无可厚非，但在讨论这一问题的同时，千万别忘了，还有比迁都更值得讨论的话题。

纵观古今中外，迁都的事例比比皆是，但迁都的目的性都很强，如盘庚迁都殷，是为了摆脱水患的骚扰，寻求社会安定；明成祖迁都北京，是为了更好地控扼中原和北方，确保北部边疆的安全；美国迁都华盛顿，是为了摆脱殖民时代的旧痕迹，同时在蓄奴的南方和废奴的北方间寻得一个中间点；加拿大迁都渥太华，是为了在英语区和法语区间找到平衡；众多非洲国家由沿海迁都内陆，则是为了更好地开发腹地，同时确保首都安全。如今许多人热衷于谈论迁都，目的在于彻底摆脱北京人口过多、房价飙升、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严重、各种资源依赖性强等痼疾，给首都“轻装”。可是这种美好愿望，是否真的可以通过迁都实现？

在古都西安，城区范围内存在着周、汉、魏、唐几代的长安都城旧址，另一座古都洛阳的土地下，更层层叠压着九座各朝代都城遗址，这些古都的主人几乎都是因为人口膨胀、房屋不足、水源匮乏等“首都病”，而动起迁都的念头，在旧都城外面另建新都，或者干脆搬家了事。可迁都是否达到了目的？如此众多的废弃都城遗址，已无声地说明了一切。唐朝初年定都长安，重要原因之一，是看中了关中平原“陆海”的富饶资源，可以确保首都供应，可不到一百年光景，都城的物资供应已到了连大运河都无法保障的地步，逢到荒年，皇帝竟被迫带着全城百姓去洛阳“就食”。

回到北京的问题上，为解决“首都病”，当初我们曾寄希望于城墙的拆除、一圈圈环线的开通、地铁的延伸、老区的拆迁和新区的扩建，希望这些措施能给北京带来更理想的交通、居住条件，等来的却是车更堵、房更贵；如今我们也寄希望于部分工厂的外迁，南水北调等工程的进展，希望这些措施能给北京带来更蓝的天，让北京的资源不至于匮乏，但人口膨胀所造成的生活污染和热排放增加，以及对水、能源、粮食和各种物资水涨船高的需求，谁能保证这些措施最终落实之日，不会被反作用力抵消于无形？即使把首都挪窝，谁又能保证，北京的今天，不会是那座新首都的明天？

我们看到，国外一些都城在搬迁中，颇有足资借鉴之处。如美国、巴西、巴基斯坦，当初的迁都，都不同程度有回避“首都病”的考虑，在这点上和中国历史上一些迁都并无大差别，但古洛阳、古长安往往很快重蹈覆辙，不得不再搬，而美国首都华盛顿建都207年，人口不过*万；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建都47年，市区人口仅35万，“首都病”问题并不突出。

个中奥妙，在于这些国家把首都功能和角色定位的很明确：首都就是行政中心、立法中心，一切配置均以确保这些功能的正常运作为前提，至于工业、金融、商业、交通、学术中心等职能，则由其它城市分担，如此则首都无需汇聚和吸引大量人口，也无需劳民伤财、调动全国资源“供养”，交通、住房、污染等方面的压力也自然不会如北京这般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