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有一些国家的首都，如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同时扮演了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的多重使命，其功能的多样性甚至超过北京。但这些巨型城市一来具备充当“多面手”的条件，如巴黎，每5个法国人就有一个住在这里，铁路、水运和航空网也以这里为重心辐射发散；二来，它们也通过功能区划分、基础设施配套和大批功能健全完善的卫星城，实现了功能的合理配置，仍以巴黎为例，在发展进程中大巴黎几次调整行政区划，最终于1960年形成包括8个省、1281个城镇，功能健全互补、交通和服务网络到位配套的庞大都市群。

与之相比，不论是“迁都派”还是“留都派”，都似乎缺乏一点底气，我们的首都到底要走类似华盛顿的功能分离道路，还是类似巴黎的功能复合道路？显然，不论是和前者还是后者相比，我们的差距都是相当明显的，这绝非“迁都”或“不迁都”所能函盖的。

不仅如此，由于户籍、编制等限制人口资源再分配的制度尚在发挥作用，“天子脚下好办事”的传统仍根深蒂固，加上机构臃肿，“大政府，小社会”，即使在中国也搞“政经分离”，谁又能保证，一个单纯政治中心的首都，就一定会像华盛顿、巴西利亚那般“苗条”？

因此可以说，比迁都与否更值得讨论的，是怎样确定中国首都今后的功能和角色定位，如何在不伤筋动骨、不劳民伤财的前提下，不缩水不走样地将确定的功能和角色定位切实落实，让首都的合理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多余功能得到有效转移。

中国古代的商朝曾因首都功能定位不明晰、前后13次迁都，都未能彻底解决问题，给国家发展带来重大消极影响，直到盘庚汲取前人教训，正确裁定了新首都的功能和使命，把首都迁到殷，并构建了区划分工明确、包括众多功能区和卫星城的复合型国都“大邑商”，此后几百年首都一直运转正常，再未迁移。由此可见，只要理清首都功能和角色定位的思路，并切实贯彻落实，迁都与否并不重要，反之，即使迁都，也未必不会重演旧都的一幕。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这决定了中国的首都定位将不可能完全照搬任何国外模式，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多花一些精力在首都功能、角色定位等问题的讨论上，而不应仅围绕是否迁都争论炒作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