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凄婉的走西口

一

一首普通的民歌已经唱了好多年，至今仍然传唱不衰，她的魅力为何这样大？那荡气回肠的嘶喊和近似罗嗦的嘱咐为何仍然激动着现代人？

这首民歌便是北方人家喻户晓的《走西口》，二人台剧目中最具代表性、大小剧团都能演出的传统剧目也是《走西口》。

走西口，一个父辈们总不愿提及却又时时挂在嘴边的哀怨的名词，一段不堪回首的悲壮的往事。

走西口是北方几代人的噩梦，走西口也养活了几代北方人。

二

走西口是一种移民现象，真正走西口的年代叫“走口外”，另外还有“走场子”、“走场外”、“走草地”、“跑草地”、“出口外”等多种称谓，走西口只是众多称谓中的一种，而老百姓往往又称走西口的人叫“刮野鬼”，因为最初走西口的人在离开故土后，究竟去了哪里，是否还能回来，是谁都讲不清楚的。或许是由于民歌《走西口》传唱的太盛，后来便统称为“走西口”了。

有人认为走西口现象是从明代开始的，元政权退回草原后，明朝统治者为了防御，下大力气连接、加固、修复了长城，设了九边十一镇，并派重兵把守，长城再次成了封锁线，将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完全隔绝了。当时，已成惊弓之鸟的后元政权手中的蒙古弯刀已失去了百年前的威力，并且内部纷争不断，根本没有能力跨过那道仅有几米高的长城。政权喜好者们你争我夺的结果，受害的当然是平民百姓。以游牧为生的草原牧民，由于明朝统治者的严密封锁，生活必须品得不到应有的补给，日子陷入了极度艰难的状态，连维持日常生活都成了问题，几家人合用一把刀，没有铁锅，他们只能用皮囊裹肉，一边淋水一边在火上煮。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煮出的肉会是什么味道，又是怎样的难以下咽。直到明中期的“隆庆和议”之后，北元与明朝间才实现了的通货互市。于是，一些商人纷纷穿越长城来塞外做起了生意。有人认为走西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认为不然。商人的走西口虽然艰难，但目的是为了牟取高利润，一块砖茶有时就能换取牧民的一只羊，比现在的房地产还要暴利。如果将商人的商业行为也算作走西口的话，要比明代早得多。据史料记载，长城内外的通商行为早在匈奴以前就存在，辽、金、元三代还很红火，比如现在的集宁市在金元两代就曾经是很有名气的大集市。走西口文化的重要之处在于移民和农耕文化的北移，而非商人的商业行为。当时，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加入到了走西口的人流中，也是由于各种原因迫使人们不得不放弃故土到口外去谋取生路，绝非为了谋取暴力。走西口的人多数没能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只有少数人变成了商人、牧民和手艺人。几年前曾经播放过一部叫《走西口》的电视剧，也将走西口理解为商人的走西口，远远没有体现出“走西口”的真实内涵和深深的移民文化底蕴。

走西口现象确实在明代就有了。明朝嘉靖年间，sx省大同、浑源和左云一带发生了白莲教事件，参与白莲教的百姓受到明政府的残酷镇压，部分教徒为保命不得不逃到了口外，这是史籍中有关“走西口”现象的最早记载。嘉靖年间还发生过守边军士反抗克扣军饷的“五堡之变”，一些守堡士兵害怕受到追究也逃到了口外。左云人赵全出走时还携带家属亲戚共30多人，与雁门地区先后出去的百姓建立了大、小达坂城。当然还有一些为了逃避兵役和官司的人也出了口外，这些因为政治因素而出走口外的百姓，应该是“走西口”的先驱者。

北方人真正大规模走西口，是从清代开始的，到清末和民国时期达到高潮，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满清入关以后，边疆北移了，长城失去了原有的效用。但清廷仍然对长城外的宽阔草原实行封禁政策。顺治初年就明确规定：“各边口内旷地听兵治田，不得往垦口外牧地。”期间，虽有内地的农民到口外来偷偷开垦土地，清廷知道后也睁一眼闭一眼，但毕竟数量有限。《hq县志》记载，清代口外“民人种地者，安设牛犋类皆棚厂。所种之地由贝子放出，止纳蒙租。系民人开垦者如不愿种，由民人推手。”可见，当时出口外的人既可自己开垦，也可租种贝子的土地。当然，即使自己开垦土地，也必须经贝子同意，并且向贝子交纳一定的地租。

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bj1901年，清王朝以战败国的身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战胜国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折合九亿八千多万两，每年需支付赔款二千余万两。这个空前庞大的数额使原本就捉襟见肘的清朝财政更加危机。为走出困境，各地官员纷纷建言献策，其中尤以sx巡抚岑春煊的奏折最有代表性，他说：“查晋边西北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蒙古十三旗，地方旷衍，甲于朔陲。……以各旗幅员计之，广袤不下三四千里。若垦十之三四，当可得田数十万顷。二十五年，前hlj将军恩泽奏请放zztq荒地，计荒价一半可得四五十万两。今以鄂尔多斯近晋各旗论之，即放一半亦可三四倍，……何可胜言，是利于国也。”

这份奏折明确提出了开垦蒙地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正可解决清廷要筹款偿债的燃眉之急，引起了宫廷的高度重视。于是，持续了二百余年的封禁政策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放垦蒙地”。清廷派出的垦务大臣贻谷到任后发现，乌兰察布、伊克昭（今eeds市二盟实行的是扎萨克制，其管辖区域是清廷封给蒙古王公的领地，王公扎萨克实际上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推行放恳很难；而察哈尔八旗实行的是总管制，土地归清廷所有，可任由宫廷支配。于是，先是察哈尔八旗的草原被大量开垦，紧接着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的草原在宫廷的强压和军队的直接干预下也被大面积开垦。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清代的乌兰察布盟并非今lcb市的行政区域，而是zz县往西含今hhht市bt市byne市的广大地区；察哈尔八旗是现在的xlgl南部、lcb市的大部分地区。

岑春煊怎么会想到长城外的那片广阔的土地呢？这里有一个被人们忽略了的史实：从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在漠南设置管理汉民和蒙汉交涉事务的归化城理事同知厅开始，到民国3年1914年中华民国政府设绥远特别行政区止，漫长的190余年中，岑春煊提到的地区的一部分一直属于sx省管辖，称sx省“口外七厅”，即归化城厅、萨拉齐厅，托克托厅、和林格尔厅、清水河厅、丰镇厅、宁远厅（今凉城）。大规模放垦蒙地之后，又增设了五原、陶林今cheyyzq科布尔、武川、兴和、东胜5厅（1912年sx省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命令，将12厅改为12县）。当时实行的是蒙汉分治，蒙民直接归理藩院管。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早在雍正时期，“走西口”来到口外的汉人已经很多，要不然也没必要设“厅”来专门管理汉人事务了。

三

翻开人类历史，我们惊奇地发现，世界上任何民族其实都是在移动中求得发展的。一部移民史，其实就是一部世界史。尽管移民的方式不同，但目的几乎是相同的，那便是寻找更适合本民族（个人）的生存发展空间。

在清代，沿长城的广大农耕地区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并且土地贫瘠，十年九旱，农民的生活极度贫困。清人康基田在《晋乘搜略》中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清朝一个叫任启运的人也曾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sx千步为亩，而田之岁入，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说当时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sx全省性的自然灾害就达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十一年。据官方统计，死于这次灾荒的sx人超过了三百万。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好多人实在无法生存下去了。而翻过长城便是无边的处女地，那里哪怕薅几把沙葱野韭菜下肚也能勉强度命，总比死守那几亩薄田，等着被困死饿死有出路。于是，好多青壮年踏上了漫漫西口路，冒险性地去寻找可以活命的地方，从此写就了一部部移民苦难史。

农民是最怀恋故土的一个群体，也是最容易满足的一个群体，有“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相伴，他们就会觉得很幸福，没有充足的理由，他们轻易是绝不会离开故土的。二人台《走西口》中的一段唱词就能说明当时农民生活的状态：“官粮租税重，逼得跳火坑，没钱纳粮税，不走西口咋能行；去年遭荒旱，今年又成了婚，官税催得紧，逼得活不成，土地卖了个净，饥荒还没打清，三害归了一，不走西口咋能行……”

灾害频仍，粮价奇高，农村僵尸遍野，饿殍相望。明朝崇祯二年（1629）四月，有一位叫马懋才的官员上一份奏折《备陈灾变疏》（见《sx通志》），把他在sx一带见到的灾情如实反映了出来。陕晋比邻，同处黄土高原，从中也可见sx灾情之一斑。疏中称：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粪者。……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籍，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体。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在如此残酷的生存压力面前，大量人口为摆脱坐以待毙的命运，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谋生了。

走西口，是北方人为自己找到的一条逃生之路。

明末政治腐败，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极为严重。政府屡次增加田赋，增设各种苛捐杂税，广大农民被沉重的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有一位叫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的俄国人，在他所著的《蒙古及蒙古人》一书中写道：“素来不谙稼穑的蒙古人，据说最初对大量拥到的汉人甚感高兴，因为他们可以把自己并无收益的荒地出租给他们，并且还能便利地和他们进行物物交换。”

大多数的蒙古人，或大或小地都获得了草场占有权，也或多或少地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户口地”。有了草场和土地的gz人，为了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准，便把自己占有的多余草场和土地出租给走西口的汉族农民耕种。于是，广阔的蒙古草原上，便出现了一片又一片被开垦的处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