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的粮研所之行，收获满满，也累的一塌糊涂。

沈明来直接编写了一段三字经，“六月天，大热天，在稻田，来插秧，真要命。”

因为时间的关系，苏亦并没有麻烦钱咏文带他过去华农拜访梁家勉教授。

虽然粮研所就在华农附近，但苏亦还是婉拒了钱咏文的提议。

他想认识梁家勉教授，但却不愿意通过钱咏文的关系，毕竟，他现在是跟杨式挺学习，于情于理都应该通过杨老师的关系而非一面之缘的钱咏文。

当然，钱咏文的好意却不能忘，所以，当天下午，苏亦又拉着沈明继续在稻田里面插秧了。

代价就是包圆半个月的肠粉。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沈明的“三字经”。

去了一趟粮研所，又拜访了省博一些老师之后，苏亦的石峡稻遗迹相关论文终于可以动笔了。

粗稿完成之后，苏亦又去找杨式挺等对方点评。

“你之前给我的论文大纲，主要提到两点，第一是石峡栽培稻遗迹的发现和鉴定。而第二点则是从石质农具和栽培稻推测当时的农业发展阶段。第一部分，你的数据很详细，但第二部分，就显得有些单薄，石峡出土的农具方面你还要下一番功夫。”

“咱们做考古的，研究稻作起源，并不是简单的研究而是古为今用，要通过栽培稻遗迹去推测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阶段，要知道，你是学考古学的，非不是稻作学，咱们可以从考古的角度去追溯稻作起源，却不可能忽略考古的发现，不能本末倒置，这一点，你需要去观看一下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

“除此之外，就是石峡稻遗迹的发现意义。这一点，你总结的挺好，我就不赘述了，主要还是第二部分，你需要补足一些资料，这一点，你去找老吴，他可以帮你，我这段时间需要处理佛山河宕遗址的发掘工作，所以，可能没时间兼顾你这边，希望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同样，你论文完成之后，可能要跟我一起去河宕遗址的工地了。”

有了这样一通点评，苏亦只好继续修改论文了。

然后继续翻看郭老的中国史稿，76年的时候，这书出了第一版。

《中国史稿》是郭老主编，而非郭老亲自撰写。

里面主要的撰写者，主要是社科院历史所的专家。

六十年代的时候，这在编著过程中，存在了不少的争议。

就曾经出现过郭老抄袭北大邹恒讲义的争议。

这件事涉及到不少人。

其中就包括实际负责主编尹哒。

主要是编写组的人，招呼不打一声就直接把邹先生二十多万的讲义拿过来用，然后什么引用说明都没有，甚至也不跟北大这边打招呼，也没有联系邹先生本人。

邹先生得知此事后就找时任北大副校长兼任历史系主任翦老。

当时，翦老去找时任北大校长陆平。

最后事情就传到郭老的耳中，郭老追责，当时，中科院历史所的人就过来北大道歉了。

只是，最后这事也不了了之。

没法子，因为十年来了。

除此之外，《中国史稿》这书还有一个大的争议，就是直接引用了郭老在中国古史分期上，直接采用了郭老的观点。

也就是中学历史课本里面说的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发展阶段。

把夏朝的建立，当作是是奴隶制社会开始的标志，从战国初年（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是封建社会时期。

郭老的古史分期一直在学界就存在着争议。

不少学者，直接就提出来中国没有奴隶制时代。

不过，争议是争议。

主流学术观念依旧是这个。

同样，杨式挺让苏亦引用这的观点也是原始社会部分，这部分，是不存在争议的，就算有争议也很小。

苏亦放心用。

不过，刚才杨式挺的告诫，也让苏亦关于栽培稻方面的资料收集告一段落。

他终究是学考古的，而非水稻学。

不过，石峡稻遗迹的发现意义是重大的。

填补了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栽培稻发现史上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