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3月30日，约翰内斯堡

走在“黄金城”宽敞的街道上，马锐清楚地感觉到这座年轻的城市到处表现出来的生机与活力，虽然约堡现在还没有正式建市，而被赶出城镇的黑人和华工们留下的简易棚屋使得每条街道都显得凌乱不堪，可那些经营矿山冶金机械的商店和穿梭往来的马车无不显示出约堡蕴藏的无限商机。

现在正值南非的初秋，位于瓦尔河上游高地的约堡海拔将近1800米，因而这里的气候不像开普敦那样炎热，马锐在城镇北部的商业中心区找到了一家裁缝店，做了一套样式简洁的西装套在身上以后才显得不那么醒目—刚踏进城镇时他那看起来就很清凉的打扮和发型引来不少人的注目，两名布尔族巡警仔细检查了他的护照又盘问了半天才放他走人。

马锐在商店、银行、旅馆最集中的埃洛夫大街看中了一栋二层小楼，不过目前没有现成的人手供他开分店，所以他只能先委托一家本地公司按自己的要求对它进行初步的装修—相对于总店的营业面积来讲，这座占地仅100平米左右的建筑确实有些寒碜，买下它也是无奈的选择，自从20多年前那个叫乔治。哈里森的家伙幸运地发现这条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矿脉以后，蜂拥而至的淘金者们使这座小镇成为了世界上变化最快的城市，无数欧洲移民的迁入使得约堡的地价紧随着人口的急速增长而水涨船高，马锐买下这栋二层小楼足足花了4000英镑，快赶上开普敦和伊丽莎白港两家店的总和了。

到镇上的德兰士瓦自治办公室办理餐厅的相关手续时，马锐体会到了咖啡馆老板口中华人所受的歧视，这使他不得不再一次拿出自己的护照和投资证明—从这一点上他体会到自己在香港加入英国国籍是多么的明智。

等那些一付扑克脸的布尔人官员给自己办理完相关的房契转让和店铺名称等手续后，马锐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对应聘“锐氏”约堡分店店员的年轻人进行了简单的面试，他们当中除了一些本地黑人以外一大半是华人女孩，她们大都是华人矿工的家属，布尔自治当局禁止任何亚洲人在德兰士瓦经商，她们平时只能靠给白人打零工或洗衣服来贴补些家用，一份体面而收入不菲的工作对她们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因而前来应聘的人数远远出乎了马锐的意料，而在“锐氏”正式开业之前，这些非白人是不被允许进入闹市区的，马锐只能在郊区的一家中餐厅里对未来的店员们进行了一番初步培训，后续工作得等他回到开普敦之后从总店挑选几名白人店员来主持，其实他本来是想委派兰加小姐过来担任分店经理的，可她混血儿的身份注定她不可能穿越整个南非到达约堡。

鉴于约堡的特殊形势和语言环境，马锐要求他的店员们必须同时会说英语和阿非利卡语，这一点难不倒已经在这里居住生活了三年左右的姑娘们，而开放的商业环境也使她们的性格不像国内那么保守，马锐跟几个相当健谈的广东女孩简单了解了一下约堡的华工情况，令他吃惊的是他们的数量居然有好几千人，大部分是最近三四年内来到这里做工的，一个香山籍的女孩是最早到达约堡的矿工家属之一，她告诉马锐自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黑死病大规模暴发之后，英国人为了解决战争和疫病双重打击造成的矿工短缺问题，想到了从清国招募劳工的办法，为了管理华工事宜，大清朝还向约堡派驻了一位南非总领事，“刘大人也是我们香山人！”小姑娘不无自豪地说。

马锐跟他们简单签订了用工协议，约好“锐氏”约堡分店开业的时间大概在一个月以后，马锐买了几色礼物去拜访了“杜省（德兰士瓦省的讹称）华侨联会所”—赴南非劳工自行成立的类似于工会的社团组织，就能否从总人数超过6000人的华工中雇佣一部分人到自己的农场做工向社团的几位当家进行了一番试探，他的提议得到了众人的赞赏和一致认同，相对于矿山恶劣的工作环境，马锐提出的薪金待遇使他们很感兴趣，虽然在他的农场做工收入要比矿山略低一些，但同样黄皮肤黑眼睛的老板应该不会像白人们那样歧视和压迫这些苦哈哈们，不过他们表示马锐的想法可能无法实现，根据大清朝和英国人签订的《中英劳工协定》，这些华工和金矿的合同要到明年才会期满，到时他们将被直接遣送回国，英国人和布尔人已经明确表示不会跟他们续约，原因是勤劳的清国人霸占了大多数本地黑人土著的工作机会—这个理由实在有些讽刺。

虽然那些赫雷罗人和本地土著同样能满足农场的需求，可当马锐得知招募华工的目的可能终究无法如愿后不免有些沮丧，一个坐在旁边始终不发一声的老头一句话提醒了他：“你不妨去我大清领事馆碰下运气，刘大人为人和善仗义，或许能帮上你的忙也不一定。”

马锐决定不放弃这最后的希望，事实上没来联会所以前他就想去会会这位孙先生的同乡，不过他也有些担心，那位刘大人会不会像自己接触过的清朝官员一样的迂腐贪婪，或是摆出一付老学究样子板着脸冷冰冰地甩出一句“数典忘祖、崇洋媚外”再派手下把自己丢出门来。

站在“大清国驻南非总领事馆”的小破楼儿前马锐微微愣了会神，英汉双语的门牌和房前飘扬的三角龙旗显示他没找错地方，可这座比自己刚买的楼房矮小得多的建筑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国家的外事机构，马锐猜想这位刘大人充其量也就相当于专门管理这些华工的高级包工头，否则的话大清朝的领事馆也不会设在这座比公厕大不了多少的破房子里，何况约堡现在连城市都称不上。

递进名片后马锐有些忐忑地等着领事大人的召见，他并不指望这位刘大人会赏脸见一位英籍华商，以至于通报的卫兵叫他进去时让他小小地愣了一下。

和刘葆林的会面打消了马锐的顾虑，当刘葆林面色和善地用广东话跟他交谈时马锐省起了自己无意中忽视的一个问题：他的护照显示他是香港人，可他不会说广东话。

马锐只好半真半假地用英语告诉刘葆林自己祖籍直隶并在北方长大，而这位刘大人和英语同样流利的官话使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交谈，虽然刘葆林也穿着僵尸服一样的长袍马褂，可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程度使马锐确信这位大人肯定有过不同于寻常清朝官员的经历，按捺不住心头的好奇马锐旁敲侧击地求证了一番，刘葆林对面前的年轻华商丝毫没有轻视之意，逐句回答了他的问题，一番长谈后马锐确定了自己的猜测，这位四十六岁的外交官是清朝第四批留美幼童之一，早在光绪元年（1875年）年方12岁的刘葆林就赴美留学，先后担任过清朝驻纽约领事馆和驻美使馆翻译，还当过权势一时无两的李鸿章李大中堂的家庭教师，一度成为北洋的重要人物之一—这一点从他担任过的职务上可以看得出来，直隶候补道、洋务局总办、北洋大臣洋务文案。。。直到李老大去世后才淡出北洋的权力中枢。

等马锐的委婉地提出想在约堡招募华工的请求后刘大人陷入了沉思，他知道一心创业的年轻人是被华侨联会所小小地利用了一把，事实上这个社团正在为华工会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跟自治当局进行交涉，前几天他们通过刘葆林向布尔人提出了他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