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需要说明，在文学方面，梁启超一方面受黄遵宪、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影响，致力于诗界革命，提倡新诗形式，白话文体来实现文体的改良，普及文学艺术。

而另一方面，又强调翻译西方政治小说，强调小说的怡情益智功能与广泛的教育之益，他撰写的《论小说与群治关系》中写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宗教;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何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而诸之之中能极其有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

“抑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一熏，.....二曰浸......，三曰刺......四曰提.......。”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此外，他还创办《新小说》、《新新小说》等刊物，鼓励小说的翻译，他还于1898年12月23日在《清议报》上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提议译者可以通过翻译“政治小说”来直接参与政治斗争。

他的学术思想对此后的翻译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并且梁氏还翻译过拜伦的诗，是译介拜论的第一人，胡适在《哀希腊歌序》中说:“此诗之入汉文，始于梁任公之《新中国未来记》小说。”

并且梁氏对翻译之贡献还在于20年代初整理并总结我国古代佛教文化史，撰写《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典之翻译》、《佛教之初输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反动与先驱》等重要论文，对于后来的翻译研究有重要作用。

包括梁启超先生还重视我国翻译史的建设工作很有借鉴作用，1921年7月，他在自己主持的《改造》杂志上开辟了《翻译事业之研究》专栏，发表了自己的《中国古代之翻译事业》、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翻译事业之先例》，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除了梁启超先生外，甲午战胜失败给我国翻译史上催生的另一位翻译家就是严复先生了。

他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开辟了我国翻译史上的新篇章，而且他的“信、达、雅”三个字标准也开辟了我国翻译理论史研究的新篇章。

冯友兰认为，严复译书之所以能风行全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又接连遭到西方的侵略;丧权辱国，这些时间震破了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古老文明的优越感，使之产生了解西方思想的愿望。

第二个原因是严复在其译文写了许多按语，将原文的一些概念与中国哲学的概念作比较，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

第三个原因是，在严复的译文中，斯宾塞、穆勒等人了解的现代英文却变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读起来就象是读《墨子》、《荀子》一样。

中国人有个传统是敬重好文章，严复那时候的人更有这样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只要能用古文表达出来，这个事实的本声就像中国经典的本身一样地有价值。

严复先生的话，福建侯宫(今闽侯)人，初名体乾，后改名宗光，字又凌登仕后改字几道，自幼学习儒学1867年进马江船改学堂，学习课程除封建典籍和英文外，还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

毕业后到军舰上实习，到过新加坡、槟榔屿、台湾、日本等地。

1877年被派往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留学，广泛涉略西方哲学、文学名，形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1879年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等职。

甲午战争清政府的惨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于是决定译书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像是1897年他发表了译著《天演论》，首次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

随后，他又翻译了亚当-斯密等人的《愿富》以及《群己权界论》还有《群学肆言》和《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等等，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逻辑学等各个领域为我国的学术体系奠定了基础。

在谈到严复的翻译时，康有为说他“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与张之洞书》);蔡元培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几道为第一。”

而且严复先生的翻译有着极强的目的性，显示出了他极为敏锐的思想光芒。

如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发表了许多论文阐述他的维新思想，他开始翻译《天演论》，如《论世变之》《原强》《救之决论》《辟韩》等等。

在《译〈天演论〉自序》中写到:“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作为一名爱国主义者，他以鼓动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己任，将自己的翻译和学术研究与对时事的批译结合起来。

严复翻译的主要动机在于求“自强”从根本上复苏中国古国，使炎黄种族免于灭亡之灾。

1903年，他在拟定《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时，强调翻译宗旨为:一日，天论名智，不主故常;二日，敦崇朴学，以棣贫弱;三日，借鉴他山，为求进步;四日，正名定义，以杜杂庞。

此外，他还以准时势仔细审定每一部书，有的放矢。

如他译《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是为了介绍西方的人权观念和社会制度;译《原富》是为了介绍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

他的翻译有力地批判封建保守派的陈腐思想，和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思想界的改良运动。

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翻译标准:“信、达、雅”

严复的三字标准其实早在支濂的《法句经序》中即己全部出现，其实这三个字都可以在儒家和道家经典中找到源头，而支濂序中也引用了老子、孔子作为其立论的依据这说明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理基础离不开文化典籍，而且说明翻译理论是可以并不断发展的，对于信、达、雅的关系，他阐述到:“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至于雅，他在本问第三级中讲到:易日:“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己。”

严复的“信、达、雅”三字理论继往开来，言简意赅，影响深远。梁启超说:“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

郁达夫说:“信、达、雅三个字，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尽人皆知。”

周作人也说:“信、达、雅三者为译书不利的典则，至今悬之国门无人能损益一字，其权威已是确定的了”。

因此综观我国现代译论史，严氏的三字标准为后来的译论提供了批评的基础和改造的前提沈苏儒先生曾有专著论述严氏的标准。

所以严复的“信、达”两字得到翻译界的普遍认可，但其“雅”经常受到后人的批评。

严氏的“雅”实指古文中的“雅言”，从文体上讲指“先秦之问题。”

严氏指出，他使用古文体翻译《天演论》，其目的是:“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文之人。使其目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穆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

严复对汉英两语都有深入研究的译文基本上采用意译，早期译文比求“信”为主，各国翻译常采用日文翻译法，还论述了他的“达旨”译法:后期则更多采用意译，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仅仅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信本文。题目达旨，不云笔译，取使发挥，实非正法。??

作为一名有责任心的译者，严复常常力“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他反对机械的直译，提倡为“信”而“达”的意译，内容忠实译笔流畅，曾受到吴汝伦的高度译价:“锓锓然与晚周诸子相上下”。

严复译说好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想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也偶然仿用佛书体;不肯自创体裁，如后汉、东晋、六朝、隋、唐人译佛书一样，这自然是他的缺点。

不过他在当日要灌输一班老先生一点西洋思想，则不得不用古雅的文章来译，叫他们看得起译本，因而看得起西学。这也是他译书的一点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