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经文化入中国，虽我译文，亦未传播，一赐乐业教经仅基于寺，其数更不适景教之多，教外之人初不受其影响。

其者，惟可供考古者之研索耳。

中国耶教之盛，实由于欧洲之改革宗教，由印度满剌加而渐及于中国，自利玛窦等来华，而文士信者众。??教士之入中国也，习华语，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中国人之信用，其教始能推行。其所译述之经籍，虽未能如释氏之学之深博，而历算、格致之学，实足以开近世之风气。??”

同时明清时期，海禁大开，随着西方商船而作为其武力征服东方的传教士们个个身怀绝技，他们的译著不仅开启了中国近代科学事业发达的大门，而且为中国近代文艺，特别是中国近代翻译事业高潮的到来铺垫了道路。

除了在科学翻译方面的成就，耶酥会传教士们还翻译著述其宗教典籍，并借翻译经院哲学代表人物亚里斯多德著作传播其思想。

这个时期的译著有:1624年毕方济译的《灵言蠡勺》，631年傅与李合译《明理探》。

此外，高一志根据高因勃拉大学的讲义编译了《空际格致》;康熙二十二年，南怀仁又翻译《穷理学》六十卷，进呈御览。

亚里斯多德的形上学主义唯心哲学和地球为宇宙中心学说为基督神学体系植入理论源泉，正如列宁所说“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抓住了亚星斯多德学说中僵死的东西，而不是活生生的东西:《寻求、探索、迷宫、人迷了路，(列宁《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

神学方面译品有利类思译的《超性学要》;安文思译的《复活论》，两者均根据托马斯?阿奎那所著的《神学大全》。

关于《圣经》的译本，宋朝时期即有人译《摩西五经》，元朝时马可波罗来华时也曾传播过《圣经》。

耶酥会士贺清泰用官话译过《古新圣经》，徐宗泽说他译的“文欠渊雅”。

崇祯八至十年(1635—1637)艾儒略译《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又名《出像经解》，文中资料多取自《新约》，是《圣经》最早的汉文节译本。

此外，他还节译《旧约创世纪》，光绪十四年(1888年)编入《道原精萃》。

教会中《圣经》有多种译本，最初译者有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译《轻世金书》，其后蒋友仁译《轻世金书》，王君山(1837—1867)改用白话翻译，书名《遵主圣花》。

此外还有教士柏享理用文言改译的王氏译本;阳玛诺译的《圣经直解》为圣经学习提供了帮助。

宣扬天主教教义的书有罗明坚译《天主圣实录》，高母羡1593年在马尼拉出版的《天主教教义》;利玛赛在南昌刻的《天主实义》，汤若望译的《主制群征》;宗教传记多种。

此外，明清间的传教士还翻译中国文化经典和文学作品，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孔子，充当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批文化使者。

据载现存最早的中国书西译本是罗明坚用西班牙文译的《明心宝鉴》。

其他传教士如利玛窦曾用拉丁文译中国四书，郭纳爵(Ignaliusde Costa，葡萄牙人，1634年来华)和殷巴铎(Prosper Intorcetta，意大利人，1659年来华)用拉丁文合译《论语》、《大学》、各为《中国的智慧》;殷世铎译《中庸》，称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柏应理译《中国之哲学家孔子》;卫方济译以拉丁文译《四书》、《孝经》、《幼学》;金尼阁于天启六年(1626年)译五经为拉丁文，出版了我国经典的最早西泽木。

此外，传教士宋君荣还曾译《诗经》、《书经》、《易经》等等。

他们的实践为后来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们提供了榜样，为中国翻译史奠定了翻译实践和研究的新范式。

来华传教士还根据他们的翻译实践，对翻译提出了可供参考的见解，就翻译技巧而言，为了忠实于原文，勿宁说他们对典籍内容理解不足，多采用直译方法，例如卫方济(Francois Noel，比利时人)采用直译法译《四书》、《孝经》等，连书名也不例外。

译《大学》为《成年之人学》，译《中庸》为《不变之中道》、《古新圣经》评序中谈到:“翻译《圣经》的人，虞诚敬慎，惟恐背离《圣经》本意，《圣经》大道即错乱了，那翻译的名士也知道各国有各国文理的说法。

他们不按各国本国文章的文法，完全按着《圣经》的本文之意，不图悦人，惟图保留存《圣经》的中文文意，自古以来，圣贤既然都是这样行，我亦效法而行，共总紧要的是道理，贵重的是道理，至于说的体面，文法奇妙，与人真正善处有何裨益”，他一方面强调完全按照“本文文意”的直译法，另一方面在翻译中又添加了不少补充文字与诠释。

里雅各(James Legg)认识到语言和翻译是传教不可缺少的工具，曾用直译法译《论语》中的人名、地名、文化词等等，法国传教工贺清泰虽然在被丰鸿铭讽为“穿着清朝服装的英国人”。

他们的翻译目的非常明确，天主教史学者徐宗泽谈利类思译《司铎日课》时，指出:“原利子之译《司铎日课》，??盖欲力培植中华本籍禅职班;即因中华外教人之众多，传教级有大宗之中国禅夫;而欲达到此目的，非多选起品学兼优之壮年学者不可;??“是以利玛窦等寻求与徐光启、李之藻等的合作。

对于翻译的语言差异以及语言的处理，传教士讨论翻译最多的是译事之难。

1614年，庞迪峨在与徐光启合译的《七克》序中说:“中华语言文字，迥不相通，苦心习学，重似童蒙;近稍晓其大略，得接讲论”。

万历丁末(1607年)，利玛窦为《几何原本》作序中说:“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

了然于口，肖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此外，他还讨论了与中外人士合作“对译”之可行，“反复展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易稿”。

利类思在1654年为其所译《超性学要》写的序文中写到:“自惭才智庸陋，下笔维艰，兼之文以地殊，言以数限，反复商求，增加新经，勉完第一支数卷，然犹未敢必其尽当于原文也”。

是以传教士的翻译离不开华土的参与，而且经常需要他们的“润笔”。

对于译文的信达问题以及译文问题，传教士们也多有触论。

1627年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在著译《圣人行实》所作序中说:“末学菲陋，并期裨益同志，敢取圣人行实，择其尤著者，译叙成中失。言之不文，趣易通耳。惟同志者，勿鄙夷置之”。

1633年罗雅各为其《哀矜行诠》写的序言中也说:“中西音阻，辞未达意，朴陋寡文，所不能免。??”

艾儒略在《万日略经说》中讲:“会撮要略，粗达言义。言之无文，理可长思，令人心会身体。虽不至陨越经旨，然未敢去译经也”。

可见，此时传教士们还停留在译经的第一个阶段“达意”、“传实”，而不追求文字之装饰。

1733年法国传教士冯秉正等人出版天主教理论著作《盛世刍荛》，后人评“俗而雅，浅而显，说理畅达，是一部语体文之好书”。

该书卷首《仁爱引言》中指出“所虑理有精微，辞多华藻。??若欲得心应口，必须俗语常言。此《刍荛》之所由作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