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还使那些想出海勾结倭寇的不法之徒难以得逞。

因此无论是防御倭寇，还是消灭张、方余部，防止勾引倭寇，当时禁海都是可取的办法之一。

另一方面:明中期王朝内部各种矛盾尖锐，社会动荡，朝政腐败，宦官专权与内阁党争不止，国家武备废弛。

与此同时外部“北虏南倭”问题日趋严重。

内忧外患两方面的因素，更使明王朝难于推行积极外向的海外政策。

清初禁海乃至“迁海”，首先是刚刚建立，尚未完全站稳脚跟的清政权为了使自己能够生存下去的政治性决策。

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

清朝执行了比明朝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这是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出发而采取的非常措施。

顺治十三年(1656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四年(1665年)清廷一再下令禁止中国商人进行海外贸易。

其主要目的是企图封锁东南沿海岛屿的反清势力。

康熙晚年禁止南洋贸易，乾隆二十二年实行只准广州一口通商。

这些政策的直接出发点也都是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

乾隆中期以后，西欧殖民国家的后起之秀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原始积累向工业革命过度并于19世纪前半期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他们以炮舰武力为后盾全力开拓海外市场，对中国的冲击和威胁远远超过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殖民先驱。

而同一时期，清王朝正处在盛极而衰走下坡路的阶段，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应付国内统治危机，对外部威胁全力防范力不从心，更不可能指望其推行积极有效的海外政策。

以及中国自身市场分配结构的影响。

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任何性质的国家统治者不可违背的规律。

在经济方面，首先，明清时期，尽管中国国内是商品经济较之两宋又有新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某些经济部门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但是，就当时经济发展的整体而言，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经济。

脱离农业的独立手工业的发展有限，商业在整体国民经济体系中，仍然主要起着在小生产者之间，各地区之间调剂余缺即所谓“通货财”的作用。

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商品性农业，独立手工业和商业只是在部分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才较为发达。

资本主义萌芽也只是在这些地方才有稀疏的表现。

当时对海外贸易的需求主要是来自于有海外贸易传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各省。

而就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来说，则尚未产生强烈的此种需求。

正因为如此，明代和清前期，每当朝廷发生是否实行海禁的政策辩论时，反对的声音大多来自沿海省份的疆吏及出身于沿海的官吏，海外贸易的呼声很难，并不能取得舆论上的支持。

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着眼点仅仅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可能像西方重商主义者那样从更积极的意义声去理解海外贸易对国家的作用。

其次，中国是个大国，经济部门齐全，内部市场广大，自己需要的产品基本能够在国内得到供给。

对外部商品输入的依赖有限，当时对外输出的商品，如:生丝、茶叶、瓷器等等。

同时也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并非没有海外市场。

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就不能生存。

不管海外贸易对当时地区、部分生产部门及与之相联系的部分人口已经有很重要的影响。

但就国民经济整体和绝大部分地区、绝大部分人口而言海外贸易的影响仍然极其微弱，只对国民经济的运转起着补充的作用。

总之来说，中国经济自给自足的性质和国内市场的广阔，使中国可以不依赖于海外市场，这又为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的政策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说，闭关锁国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经济的产物。

此外还有税收政策的影响，因为税收是一种正常的商业动作手段与规则，外贸税收也是一样，是中外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但在当时中外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税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或经济互动，而且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一种政治手段或政权行为，或者成为统治者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添加剂。

从而使商业税收的运作不可避免地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或政权色彩。

“明清粤闽海商集团的海外贸易活动所承担的外贸商业税额，主要可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明清中央及地方政权所征收；另一部分则是由海外诸国政府或西方殖民统治者所征税。”

海外诸国，主要是东南亚地区，其政权统治者以及西方殖民者，他们在东南亚地区的统治和殖民扩张往往必须倚重海上贸易维持其经济命脉。

其中征收海上贸易商业税就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这样做必然损害到明清统治者的利益，明清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的统治与自身利益，必然不可能允许自己的财源流入他人之手，因此必然实行海禁政策。

至于海禁政策的历史后果，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了，当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早期殖民国家开始海外扩张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毫不落后的世界先进大国。

由于国家规模巨大，领土辽阔，人口众多，政权统一，当时中国的整体实力更要远远超过那些刚从欧洲出发扬帆远航的西方国家。

但是，如历史所昭示的，中国在近代的落伍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了，这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影响不尽相同。

第一阶段是自15世纪至1780年，明清封建王朝的海禁政策在当时有一定程度的历史必然性，主要起了保护民族经济，反侵略，反掠夺的作用。

整个明朝前期一直执行海禁政策，并把海禁作为防御倭寇的一项措施。

就朱元璋来讲，他实行海禁有一定的理由，这就是当时刚刚建国，海疆不靖，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朱元璋必须对侵扰沿海的倭寇和张、方余部采取手段加以打击和消除。

不如此就不能保卫新生的政权，就不能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就不能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千疮百孔的经济。

所以，朱元璋为巩固政权实行的海禁政策确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不能一概否定。

第二阶段是自1780年至1840年，这一时期的海禁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起了阻挠和破坏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这一时期的海禁政策直接阻碍，催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从而使中国在社会制度方面落后了一整个时代。

闭关禁海政策，从实质上来说，乃是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产物，清朝初年的迁海禁海政策，执行尤为严厉，有“无许片帆入海”的命令。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虽曾一度开放海禁，并设立四个海关作为对外贸易的口岸，但这种松弛政策也仅维持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又趋向严厉了。

乾隆时更封闭了其它三个港口，对外通商只准在广州一地进行，并由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统一经管外贸事宜，并对中国商人的出洋和归国也限制多端。

这种自我封锁的闭关禁海政策，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破坏了国内工商业的正常发展，限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阻滞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阶级的分化，从而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顺利成长。

第二，海禁政策还扼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

明清海禁政策，阻碍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特别妨碍了中国人民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社会生产等方面完全落后于西方，由此造成了近代中国的挨打局面。

第三，海禁政策造成了近代中国不断挨打受辱，这是最集中的恶果。

众所周知，发展商业，互通有无是繁荣经济的重要手段，自古以来，世界各民族，各国家都极为重视，中国古代虽然有重农抑商的传统，但对对外贸易却给予积极支持，因而有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

明清政府改官私外贸并存为官府垄断之时，正是世界历史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换这时，海上交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明清的海禁政策正如戴逸指出的，“从表面看，海禁闭关政策似乎也限制了外国侵略者的活动，具有一点自卫作用。

实际上，这种落后的，消极的政策只能束缚中国人民，而不可能限制住穷凶极恶的外国侵略者，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侵略别国，越是落后国家，落后民族，遭受的侵略就越是严重。

中国能不能抵抗住外来侵略，或者能不能减轻外来侵略的祸害，决定于中国能否急起直追，迅速进步，改变中国和外国的力量对比，而决不能依靠自我孤立，自我隔绝的政策。

因为这种政策既不能改变侵略者的本性，又不能妨碍侵略国家力量的增长，只能作茧自缚，阻碍中国的发展，扼杀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说海禁闭关政策是慢性自杀政策，对国家和民族有百害而无一利。

毕竟历史是无情的，在海通时代仍然坚守“天朝体制”、“天朝法度”、“华夷之别”。

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列而不求进取、革新，到头来只能断送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1840年鸦片战争以及其以后100年间的民族耻辱，就是历史对海通以来封建王朝无视世界潮流，顽固坚守海禁政策，一再错失发展良机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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