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拾五章 民国范与被代表(续)(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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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大了!”老mao道,“既然教授待遇如此优厚,大学经费也相对充足,为什么就建不起一个科技实验室?难道仅仅是因为实验设备贵吗,王凡啊,现在是194年,要知道0年前,也就是0~0年代,那时候的科技水平和实验设备并不是贵到我们无法承受!”</p>

“那究竟是为什么?”王凡问道。</p>

“真正的原因是炎黄民国刚建国那会儿,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炎黄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占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很难想象吧!”老mao出了一个让王凡震惊的数字。</p>

“90%!?这怎么可能?”王凡听到如此离谱的比例,不禁吃惊的问道。</p>

“很遗憾,这就是事实。那时候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有什么人,同时国内能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但也好得有限。主位面后世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其大学老师在0~0年代的教学内容也还是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超过100人!”老mao继续道。</p>

“国家领导阶层难道就看不出来这样的弊端吗?”王凡觉得他们既然可以登上一个国家的峰,就不可能是真傻子,他们也许有时候故意装傻,但是绝不可能是真无知,毕竟过去能登上高位的多是精英阶层,他们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享用最好的资源,拥有最开阔的眼界。</p>

“这个我知道。”刘少qi接话道,“我曾经研究过一段时间,发现当初学习理工科面临着内困外焦两重困难,一方面是国内这方面的老师太少,如果你真想学一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而且在学成之后,归国后也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咱们国家的工业底子实在是太落后,归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相较那些海归的文科从业者)。另一方面,也是尤为重要的一方面,在传统上,炎黄历史上就是一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文官,在很多时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仔细想想在炎黄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墨客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p>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历史上,众多炎黄文人读的是圣贤书,出言必仁义道德,号称以天下为己任,其实早已远离社会实际生产很多年了,都喜欢宅在书斋里做学问,极度轻视体力劳动和现实建设。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全是因为他们自身就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子里,依然延续着过去封建王朝的旧思维,普遍把北平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子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老mao补充道。</p>

“也可以这么理解,炎黄古代也好,民国时期也罢,掌握话语权的学者和底层民众是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的,王国维评论所谓历史,不过是帝王将相家谱,可谓一语中的。套用你所在的后世话,底层民众在民国时期‘被代表了’!”周恩lai又道。</p>

“所以民国实际上是割裂的,在动荡岁月之中,一方面有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整片空白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许多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却对落后愚昧的民国百姓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但非常可悲的是,一旦国家安定,生活水平提高,百姓自然有提升文学、教育等素质教养的内在追求,那时候接受书本信息的,又恰恰多是这些‘大师’翻译过来的,几乎可以预见的,敬佩、憧憬、羡慕等等就都来了,至于在这些之前的温饱、生活等基本需求,都被当作国家社会理所应当提供的了。不过提供这些生产生活物资的基层生产者如农民、工人、科学家等等,则又被忽视到历史的尘埃中了!”老mao总结道。</p>

“陈果夫你知道吧,19年他任职秃头党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当年5月份他提出《改革教育方案》,试图扭转这种文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但是却因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并且虽然通过了,但是直到抗战前夕,国难当头时,全炎黄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而剩下的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而搬迁到“西南联大”的大师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精神补给”。总之,在民国大学先生的圈子里,缺乏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就更不要提了!”周恩lai接话道。</p>

“你带来的资料,我们有时间就翻看,很有意思也很受启发。”刘少qi继续道:“建国后,主位面的炎黄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炎黄儿女回来建设祖国,其实是因为当时炎黄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国外。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却只能找到一群学文科的国学大师,真正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那些资料里,有一份190年的统计,在河北清苑县11个村000多户人家上万口人之中,总共只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个,而收音机则是一台都没有。等到了1949年我们建国时,炎黄仍然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全国钢铁产量只有15万吨,,因此乡下的普通人家里很少见到钢铁制品,农具往往只在最关键部位包上一层铁,独轮车的车轮是木头的,富人的马车才有包铁轮子。家里的水桶是木头的,水瓢就是一个大葫芦一剖两半。买一把菜刀就能让一户农民掏空一年时间节省下来的积蓄。如果没有王凡你的出现,我们哪怕打下了天下,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这上我们非常感谢你,谢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