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徽在万历朝，素以排击东林为其党所推，故忠贤首用居要地。绍徽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为忠贤所喜。

既曰其被“忠贤首用居要地”，又云其献《点将录》之后“益为忠贤所喜”，可见《点将录》当作成于王绍徽代为左佥都御史后，即至少是天启四年十一月之后。

但在王绍徽的《点将录》中，阮大铖却赫然名挂“没遮拦”（28）。

自天启四年六月到十一月，东林、阉党双方的斗争长达五个月之久，王绍徽又甚为魏忠贤引重，左光斗一去便即刻被引入要地，是“阉党”集团的紧密人物之一。如果说魏大中等人在天启四年十一月之被罪及次年被杀，有阮大铖参与的话，则其早已与魏忠贤等人为一党，王绍徽没理由不知道杨、左、魏之被罪，其中有阮大铖的功劳，即使上任之前不知，上任之后也断无理由不知。而《点将录》恰恰是在左、魏等获罪去职，王绍徽上任之后才作成献与魏忠贤的，若果有其事，其中绝不至有阮大铖之名。

又，若谓阮大铖于乡里可操北京朝中事，陷害左、魏诸君子，其消息灵通、传递之速一至于斯，则又何至于在魏忠贤得势开始大肆报复东林君子时，让自己名列《点将录》。

其三，阮大铖在崇祯初归乡闲住之后，组建“中江社”，皖中名士一时响应，可见其阉党名声不显，当无实质性的劣迹曝光，而复社名士钱秉镫也加入其中，后于崇祯五年被“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劝出。弘光年间，钱秉镫为躲避阮大铖对东林一脉的迫害，逃往吴江避难。钱秉镫是桐城人，先前和阮大铖来往颇多，在杨、左等人被害之后，其记曰：

大铖方里居，虽对客不言，而眉间栩栩有伯仁由我之意，其实非大铖所能为也。大铖与同志相呼应者，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数人耳；而用以通阉者，倪文焕也（29）。

《明史》盖出黄宗羲弟子万斯同之底本，而独采其栩栩有伯仁由我而死之意，曰六君子死后大铖“对客诩诩自矜”，隐钱氏之后“其实非大铖所能为”之解，无非是因阮大铖在崇祯初指责东林与魏氏一样通内乱国，弘光时又对东林、复社中人大加迫害，故特欲以此揣测之语重其罪，后遂为一时众口铄金之词。其实此等指证，盖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耳，实为莫须有之手法。

因此，阮大铖和魏大中争官产生矛盾，之后对东林诸君及魏大中口出怨愤之言，属情理之中，当是不会错的；但是说他参与陷害六君子，害死魏大中云云，则实为子虚乌有之言，故崇祯初他虽因《七年合算》疏为朝野东林群起而攻之，最后也只能以“阴行赞导”这等避实就虚、迹近传言之名定罪。说其为“阉党”分子，无非是他的求官之举或可有迹，终究还是查无实据之名。是以顾诚先生说“阮大铖为人小有才，本非志节之士，这是一回事；他的列名魏忠贤逆案是否恰当又是一回事”，实为持论中正之言。而近代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亦有一节专门论及阮大铖，其论予以为亦颇中肯：

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严嵩）之钤山，王修微（江南名妓，号草衣道人）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夫天启乱政，应以朱由校魏忠贤为魁首，集之不过趋势群小中之一人。揆以分别主附，轻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当从末减。黄梨洲乃明清之际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于传统之教训，不敢作怨怼司马氏之王伟元，而斤斤计较，集矢于圆海，斯殆时代限人之一例欤？

南中《防乱公揭》之出，东林士子之所以要以东林创始人后代顾杲为首，其意义无外是清理门户，其次则是天启死难诸家代表黄宗羲，是为高举国仇家恨之大旗，所谓名正言顺者也。而以次列名者总计一百四十余人，也都是当时的士林名人。此揭出后，发起人之一陈贞慧说：

揭发而南中始鳃鳃知有逆案二字，争嗫嚅出恚语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鲜廉耻者，亦裹足与绝。铖气沮，心愈恨……至己卯，窜身荆溪相君（指周延儒）幕友，酒阑歌遏，襟解缨绝，辄絮语：“贞慧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铖归潜迹南门之牛首山，不敢入城；向之裘马驰突，庐儿崽子，焜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30）！

陈贞慧的这段言辞间，自觉功德无量的自得之情溢于言表，而吴应箕的《防乱公揭》更是起首就说此举乃是“为捐躯捋虎，为国投豺”舍身忘家的大事。当然，陈贞慧也不会忘记仔细描绘一番阮大铖这个“庐儿崽子”之后的狼狈状，将其狠狠奚落了一番。东林——复社一脉对阮大铖此种赶尽杀绝之举，确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最终杜绝了其人悔改自新之路，至于他在弘光朝得意后，开始对东林——复社一脉进行了大肆报复。

话说回来，就在南中的这些自谓国家栋梁的东林系士子们奋勇“捐躯捋虎，为国投豺”，不顾身家性命，全力以赴忙着把唱戏写文的阮大铖赶出秦淮河为国为民除大害时，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嗣昌实施了他精心筹划的“十面张网”战略，大明朝两位出色将帅洪承畴和卢象升，统率着大军，和东林系士子们高喊的一样，在西北方面“捐躯捋虎，为国投豺”。

只不过两者之间所面对的对手及凶险差异之大，却实有如天堂地狱。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三、四月间，洪承畴大军和李自成大军在岷州一带展开血战，明军猛将总兵官曹变蛟率部转战千里，二十七昼夜身不解甲，犹如东林子弟之于阮大铖一般，穷追猛打李自成；而孙传庭、左光先所部则先后击破了大天王、混天王等起义军。

九月，东北建州女真出兵中原。皇太极以多尔衮、岳托为主帅，兵分两路，率领八旗军破关南下，直逼大明王朝的首都——北京。

十月左右，西北剿寇的洪承畴诸军取得阶段性胜利，李自成仅以身免，只余十八骑脱走山林。

十月十九日，清军围高阳，在家颐养天年的七十六岁老臣孙承宗孙阁老，与子孙合计十七人，于此役中力战先后战死或自杀殉国，满门无一降者。

十二月十一日，授兵部尚书衔总督天下援兵的大帅卢象升，率五千人与四万清军血战一日夜，身中四箭三刀阵亡。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正月初二，清军陷济南，明宗室德王被俘。大学士刘宇亮督孙传庭等军救援，辽东名将祖大寿率关宁铁骑自青州入卫。

三月十一日，清军撤出长城。

大明王朝的军事重心，从此自西北防寇转向东北防虏，西北的精兵强将陆续被抽调去了东北方面，参与了后来的松锦大战，这最后给李自成等人的东山再起制造了绝佳机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么说，李自成日后之能倾覆大明，全因皇太极于此年无意中救了他一把。

崇祯十一年，无论是对崇祯的大明王朝还是李自成，以及关外的皇太极，都是极其关键的一年，几乎可以说，这一年是大明王朝兴亡的一个转折点。

而南中士子们却正和阮大铖争雄于秦淮河上的梨园勾栏之间，以将阮大铖赶出南京这一壮举来为国出力。

黄宗羲云明季士人“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於所谓道学者”，岂非此时南中士人之写照乎。<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