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b>此起公案，顾诚先生认为纯属一群风流公子哥之间争风吃醋所致：

阮大铖政治上失意，借寓南京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这在当时的留都也是极平常的事。不料，顾杲、吴应箕、陈贞慧这批公子哥儿看得老大不顺眼，心想秦淮歌妓、莺歌燕舞乃我辈专利，阮胡子来凑什么热闹。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他们写了一篇《留都防乱公揭》广泛征集签名，对阮大铖鸣鼓而攻之，文中充满了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阮大铖挂名“钦定逆案”，有口难辩，一败涂地；陈贞慧等人自以为痛打落水狗，功德无量（24）。

这一事件的起因，此案主事人之一的陈贞慧，在其《书事七则》中有一章《防乱公揭本末》记叙颇周，其曰：

崇祯十一年戊寅，吴次尾（吴应箕）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大铖以党崔、魏案论城旦，罪暴于天下。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游，实上下其手，阴持其恫喝焉。次尾愤其附逆也，而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绻，争寄腹心，良心道丧。一日言于顾子方（顾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锧，为南都除此大憝。”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余曰：“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虽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瘫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次尾灯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倡。

以此观之，则顾老之言诚为是。

阮大铖“借寓南京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交往者虽不乏当朝名士，然亦全凭一己才气之佳，方入张岱、文震亨等人之法眼，包括史可法、范景文等人，也均是以诗会友之来往。即便在其所创作的戏曲之中，也毫无陈贞慧、吴应箕等人所说的“恫喝”嚣张之意，反是借此连连讨饶不已，陈寅恪谓其“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诚为实情，于此可见其人并无跋扈之迹。

其实陈贞慧说得很清楚，四公子和吴应箕等人看不惯的，不是其他什么，乃是因阮大胡子区区一个带罪被废了多年的安徽乡下佬，跑到南京不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地在家呆着，却四处交游，其所作词曲畅行于各种通宵达旦之歌茵舞席上，还竟然非此不欢；而“流传演唱，与东嘉、中朗、汉卿、白、马并行”，又得“识者推重，谓……实得词家正宗嫡派”，阮家戏班更是冠绝当时，号称金陵第一；兼且其门庭若市，“南中当事多与游，……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绻，争寄腹心”，风头之健一时无双。

这叫他们这些常年混迹于秦淮河上的大才子们颜面何存，又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所以他们不爽了。

说白了，便是因阮大铖才气太高、人气太旺、风头太健之故。

在陈贞慧等人发动之前，风声已经漏出去了。因为他们是搞的大串联，人多口杂，走漏风声是难免的。

阮大铖是个聪明人，当然知道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况且他也不是什么强龙，只不过是条搁浅的小水蛇；而要对付他的这群人也不是蛇，乃是人中龙凤贵公子，其中没几个是他能惹得起的。

所以他先去求侯方域，也就是《桃花扇》里的主角侯朝宗，因为他和侯方域的父亲侯恂有旧，侯方域算是故人之子。

他出钱出人请“画中九友”之一的杨文骢，也就是《桃花扇》中为李香君作画的杨龙友，天天请李香君和侯方域出游，一面撮合侯、李情缘，一面试图请侯方域居中周旋，为自己说几句好话，结果为侯方域所拒（25）。

据陈贞慧之子陈维崧的《冒辟疆寿序》以及吴伟业的记载，当时所谓“高门子弟，才地自许者”，云集南京“刻坛（土单），立名氏”，其中以陈贞慧、侯方域、冒襄为三人，因其“皆贵公子也”。三人凡出游则“必置酒召歌舞。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阮大铖）歌者为冠，所歌词皆出其主人”，这几位贵公子也素知阮大铖歌舞班子之名，于是“漫召之”。于这“漫召”二字，可以想见其时三人态度之倨傲。

阮大铖知道自己“素为诸先生诟厉也。日夜欲自赎，深念固未有路耳，则亟命歌者来，而令其老奴率以来。是日演怀宁所撰《燕子笺》”，即陈寅恪先生说“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之曲。

阮大铖巴巴地命他的戏班子赶来上演这一出，其哀求告饶之意溢于言表，那么陈贞慧、侯方域、冒襄三人又是什么态度呢？

陈维崧大约是讳言先人狂态，又知道这是他依附的冒襄之平生得意事，所以说是一定是要说的，不过就说了个没头没尾，只道那晚三人“醉而且骂且善”。这三人称善的，自然是阮胡子戏班的歌舞、词曲之妙，那他们骂的又是什么？

吴伟业记此事比较周全，倒是有说：

（阮大铖）知诸君子唾弃之也，乞好谒以输平生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埭下，召其家善讴者，歌主人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侦客云何？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若珰（魏忠贤）儿媪（客氏）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浮白，拊掌狂笑，达旦不少休（26）。

俗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几位公子哥儿高兴，要召人家私家戏班来给自己歌舞助兴，别人来了，也唱了，且满台赔罪之意唱到半夜，听过享受完了，也就罢了。谁知道这几位却不然，而是拊掌狂笑，开始当众大骂对方是“珰儿媪子”，说你以为用这种调调自赎就算了吗？还足足叫骂了一晚上。这等做法不免过于刻薄，实在是辱人太甚、激人太过，无怪乎阮大铖后来耿耿于怀没齿不忘，终于在上台后大肆报复。

而陈贞慧、冒襄、黄宗羲等人指控阮大铖最主要的罪状，是说他陷害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并引魏大中之子魏学濂之说以为言，指其“父兄死于怀宁（阮大铖）”（27）。

据《明史》记载，阮大铖与魏大中争夺吏科都给事中之职，与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杨涟、魏大中等人产生矛盾，为天启四年春；同年六月，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获罪被削，是冬十一月。

本传云其在天启四年春争得吏科都给事中之职后，上任一月就辞官急归乡里，此后魏大中补入吏部，到杨、左诸人下狱死后，阮大铖才被复召为太常少卿至北京，上任数月旋即又去官。即使按此大略时间计算，阮大铖最迟在天启四年三、四月已离京返回安徽，一直到天启五年杨、左诸人下狱后，他才复归北京。而杨、左等六君子以三月获罪，六月方全部到狱，因此阮大铖到京最早也是天启五年三月后。

然当时杨涟以二十四大罪攻魏忠贤，带动朝野群起响应，至于国子监师生千余人一起声援上疏，魏忠贤的境地甚至一度颇为危险，所以双方一斗就是近半年，期间谁也无必胜之把握，形势极为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身在北京的官吏们都未必看得清形势，要说阮大铖一介辞职回乡的闲人，身在安徽却参与了北京如此重大而又形势不明的朝廷争斗，并选择附应魏忠贤构陷杨、左等东林魁首，以阮大铖之心思机巧，还有当时全靠脚力奔波落后的通信、交通水准，恐怕甚难令人信服。且魏忠贤之必杀杨、左、魏等，实为魏、崔等人之夙愿，盖因杨、左、魏等人攻杀太厉之故，说远在安徽的阮大铖于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至于魏大中父子死于阮大铖之手，不免过于儿戏，此其一。

其二，《明史》之《阉党列传》中，有王绍徽者，于泰昌时“被劾引疾，寻以拾遗罢”，到启天启四年冬十一月魏忠贤逐去左光斗后，才召其代为左佥都御史，之后一路高升，次年六月进左副都御史，十二月拜吏部尚书。传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