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阁老之声望，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关宁铁骑唯他马首是瞻，东林党人多有其门生弟子，天启帝对他敬爱有加，不欲身边一日不见阁老，他只需略微地结结党，朝中就完全可能又是一番景象。

更也许魏忠贤在天启五年那天夜晚，就不是被吓得半夜跑进皇宫围着皇帝床铺大哭，而是被孙阁老直接率兵清了君侧。以孙阁老的文韬武略，即使内阁次辅顾秉谦奋笔多少次“无旨离信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皇帝半夜启禁门召兵部尚书入宫发多少道飞骑制止，魏阉矫旨谕九门守阉设下多少埋伏，都是一样无用。这些在阁老面前，犹如薄薄一层吹弹得去的尘埃而已。

祖大寿和关宁铁骑们敢在崇祯二年视崇祯诏书若无物破山海关而出，就敢在天启五年破北京大门而入，这只需孙阁老一个眼色，甚至都无需言语。而京城那天晚上清君侧的传言，魏忠贤的半夜绕天启帝卧榻大哭，也都正好说明了这一点，魏忠贤最惧怕的、最无法抵抗的，就是这位孙阁老自辽东率军入来清君侧。

只是如果真的这样，他也就不是孙阁老孙高阳先生了。

历史的悲剧，往往在于悖论。

真正的孙阁老，在那一年的夜晚，不过只带一位幕僚、挟一袭寒衾、驾一骑单车，怀揣一纸奏章，奔波在为杨涟等七君子抗辩的入京途中而已。

历史到底还是无法假设。

大明正德八年，也就是公元1513年，王阳明为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在南直隶滁州督马政。此时在欧洲的佛罗伦萨，有位名叫尼科洛•贝那尔多•马基雅维里的人，写下了一本名为《君主论》的小册子，想以此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

这本小册子的第十五章第一节的小标题，叫做“道德幻想与严峻的现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许多人都对那些从未见过、也不知道是否实际存在的共和国或君主国迷恋不舍，但是，人们的实际生活是一回事，而应当如何生活则是另一回事。一个人要一味假设而把现实置诸脑后，那么他学会的将不是如何自存，而是如何自戕。因为，谁要执意在任何环境中都积德行善，那么他在众多不善之人当中定会一败涂地。

道德是必须的，但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遵循高尚的道德准，则未必真是“好事”。

孙阁老绝佳的个人品格和操守，让我无比尊敬，但恰恰又是这种绝佳的品格操守，彻底束缚住了这位明季第一强者改写历史的手脚，让他无法改换风气，不能在朝中树起一方势力，哪怕那是正义的风气和势力。

因为任何一种违背程序正义的手段，都是与阁老恪守的信念冲突的，哪怕实质再正义，他也绝不可能去采用。所以他才会孤身入京上奏章，试图以一纸肺腑之言去对抗魏忠贤那庞大的利益集团，他只能、也只会用这样的合乎他道德准则的手段来斗争。

由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这两样材料混合铸成的一道紧箍咒，注定了孙阁老的抗争最后必然会失败。

清人对孙阁老曾有这样的感叹：“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论纷呶，亟行翦除。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15）”如果说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袁崇焕是大明关门的一把大锁，那么孙阁老就是这道门上最粗大的一根门闩。

“有莫之为而为者夫”！

大明的天空，终于因此而日月无光。

内阁的情况讲过，且来看看他们的对手，那些言官们的状况。

明季言官之状况，与大部分内阁官员的状况正好相反，他们一向都对批评政府和皇上非常有兴趣，而且表现十分地激进。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首先是因明代的拔士制度所致。虽然从来历朝的科场作弊者不是少数，但毕竟考官不是一位，且明朝的考官大多是由名望甚高者，譬如文震孟之流来担任，不然就无法服众，且就是皇帝自己也不会答应，因此有才学、有节操的士人，还是得以源源而进。

二是明代御史一类的言官职位数量极多。《明史》《赵焕传》中说“故事给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十人”，这一百六十位言官可不是个小数目，没有谁能尽数植其党羽，就是皇帝也没这个能耐，好像万历那样对去职的空缺一概不补，也到底没能躲过言官们的指责。

三是言官们不像内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极多的政治利益和现实利益牵扯。他们大多没有很复杂的利益关系，本职工作除了弹劾人还是弹劾人，而且即使你不弹劾别人，也有其他人去弹劾，所以少有能谋取好处的资本。我想，他们唯一谋好处的途径大抵也就是投靠内阁或者某一派势力了。

但是别忘记了，言官与清议可从来都是连在一起的，因此倘若那位言官由于投靠某个势力而惹了清议，其本身又没有如内阁那样大的权势，那么可以肯定他很快就会被赶下这个位置。所以这种特殊的环境在客观上也迫使言官们保持了一定的自律精神，从而使得言官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从思想到行动，都得以秉持了一种比较极端的、一切以道德为先的价值观。

换个角度看，他们的职能恰恰就是纠察风纪、弹劾官员，而这种以道德为先的价值观又正好是这个职位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这是这个群体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两个层面。

他们这种思想和价值观的好处是一切道德占先，坏处也同样是一切以道德占先却不讲能力，因此大部分人都只会空谈。

又因为内阁体制变迁，使得内阁实质上逐渐回复到了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宰相模式，权利极大，坐此位者莫不试图长保，这也是人之常情，座主体系也就此产生和延续起来。而真正的道德占先者则因刚者易折，往往坐不长这个位子，能坐长的大多是柔而媚上、工于心计者，如文震孟的私德、学问就极好，但却全然没有政治和经世致用之能，所以他做了内阁也没用，倒是周、温、薛一类的反而能颠倒众生，长期占据这个位置。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方方面面的原因，明季的言官和朝野清议始终与政府鸿沟巨大，处于鲜明的对立状态。

然而，虽然良好的士风士节在言官中保持得最为完好，其作用却不大，究其原因，乃是内阁们即使私德有亏甚至不学无术，但往往能获取皇帝和司礼太监的支持来压制言官，再加他们手中掌握着实权，真翻了脸不讲说道理胡来一气，言官们也只能无可奈何。因此言官们虽然经常占着理，在民间甚至朝廷上都可以赢得舆论的普遍支持，可最终少有能在斗争中占上风的。这种状况，也是明季政治格局的重要特征之一。<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