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b>与此同时，明代内阁体制的变迁，又使得明中叶和晚期的内阁首辅从明初的顾问角色转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类似宰相的角色，所以一旦坐上此位后试图长保其职，也是人之常情。但当时的党争剧烈，这么一来，明代所谓的的“座主”体系也就此产生，朝野士人往往都要找一个“座主”来支持自己，不然实难出头，于是内阁首辅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座主”首选。也因此一个首辅下台，其继位者以及他在朝中的门生弟子依然与他是二而一的事情，影响并不稍减。如前文说的杨廷和便是个例子，他虽然致仕离开了这个职位，但其后继者和六部尚书以及大部分朝官，还是一力秉承他的意旨和一贯方针，若不是嘉靖非常强硬地寻找一切机会就对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旧有势力集团进行打击，以一种近乎蛮横无理的方式支持张璁，而张璁的个人能力又还比较出色，则朝中诸人依然还会以杨氏旗帜指向是瞻。
又由于宋明理学这种对道德近乎苛刻的追求，为首辅者若是真正的理学门徒，就往往会因过于遵循其道德体系而刚极易折，故鲜有在位成就势力者，如天启朝极受天启敬爱的孙承宗，崇祯朝的文震孟、钱龙锡、范景文等寥寥无几的几位正人君子，或如三番四次因同官阻挠不能入崇祯阁的学术宗师黄道周、刘宗周等人，便均是如此。这些人虽然私德良好学问极佳，朝野声望也相当高，但一来阿党比周，自古君子所疾，营造个人势力与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本就大异其趣，完全没有主观能动性。二者他们出仕后，或不堪官场倾轧，或由于守正得罪一方势力而遭弹劾，或直言顶撞得罪皇帝等等，总之多会因各种原因匆忙去职，所以客观上也没有时间和可能形成自己的势力。而其他心计深沉、柔而媚上之辈，如温体仁、薛国观、周延儒等，则因擅处人又会揣摩、迎合上意，是以只要一登此位就可以在朝中翻手为云覆手雨，反倒能长期呆在这个位置上并大肆培植个人势力，此中翘楚，又当推温体仁、周延儒。故嘉靖后，凡在内阁形成势力者，基本没有纯正的秉持理学、王学观念的士人。
这种片面强调道德而忽略个人能力、职业水准等其他方面的“道德原教旨主义”，其后果是什么呢？我们不妨以崇祯朝五十位大学士中不多的几位正人君子和一些名臣为例，来探索一下这个问题。
末代大学士之一范景文事迹，见于《明史》卷二百六十五。在此处特意提到卷名，是由于此卷的在整个《明史》中的体例特殊性比较值得重视，其开篇并不如其他列传一样先述人、事，却来了这么一笔：
崇祯十有七年三月，流贼李自成犯京师。十九日丁未，庄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国者，东阁大学士范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并予赠谥。皇清顺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二十人名上。命所在有司各给地七十亩，建祠致祭，且予美谥焉。
这一卷，全是崇祯朝灭亡时的当场死节之臣，从这种大异常规的体例，可以看出明、清两朝史书编撰者对这些忠臣烈士的褒许和敬仰之心，也稍可窥见明末清初时官方政治态度的特殊取向，如对待南明朝廷的态度和大顺军的态度等等，在此不多论述，有志者可多自斟酌。
再接着读下去，问题就来了。
我们会发现范景文在内阁学士的位置上，除了些日常工作及与坏人坏事做斗争，秉持其道德风范之外，并无什么其他可以称道的政绩，其可结传者惟死节一事耳。其实不止范景文一人如此，仔细看看崇祯朝五十位内阁学士传记，在内阁学士位置上政绩可采者余以为不过杨嗣昌一人而已，周延儒勉强还可算得上小半个，余皆碌碌，“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信矣。
譬如李自成进逼北京，崇祯咨询内阁诸臣意见时，范大学士的说话是这样的：“固结人心，坚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要说起来，哪怕“固结人心，坚守待援”，也总得有个章程，譬如当时军饷匮乏，兵员不足，这些如何解决，而外援又从何而来，如何联络外援，时日几何等等，这些如何固结人心、坚守待援的法子则一概没有，而此外他又是“非臣所知”，那不是等于什么都没说？要这样说起来，我也可以大喊一声赶紧调集大军前来勤王，至于哪里来的部队怎么个勤王法，则非臣所知，这不是废话是什么？
可问题在于就算你明知道不妥，想说他错，他这话还真没什么大错，要说他不错，偏偏说的又纯属废话，如此奈何？
其实像这种说废话的情况，在崇祯时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也不是一个两个人这样，而是大面积、长时间地在发生着，譬如陈演、魏藻德这两位人品不怎么地的大学士，在崇祯议论南迁方案时，因知道崇祯意图南迁，他们心里又不愿意离开北土，于是干脆给崇祯来了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无论你怎么地，我都不表态。
按说皇上咨询你意见，无论是或者不是，你总得有个态度，可这几位楞是一点没态度，嘴巴闭得比大理寺监狱的大门还严，而且崇祯还不能说他们错在哪里了，搞得崇祯最后“耸身舒足，仰叹而起”（14）。
当我看到说崇祯“耸身舒足，仰叹而起”这一句时，突然间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崇祯那种椎心入骨的凄凉、无奈心情，他这一声长叹，将此心情表露无遗。
这两位大学士的不表态，在我看来，不但是另一种形式的废话，更是一种丑态。
比较而言，范景文虽然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说了几句废话，但坚守待援的态度是还表了的，最后也终于死节，其大节和私德无可指责，不能算能臣，可确实还是个值得尊敬的忠臣、纯臣。陈、魏二人，一样不是能臣，他们本是传自薛国观、温体仁一脉，口碑原本就不怎么地，而《明史》列传中更说他们“演庸才寡学……演为人既庸且刻”、“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这两人既不想得罪皇帝，又不想被人指责，坚持不在皇帝咨询国事的时候说话，在境界上肯定落了下乘。
比较起来，范景文的表态虽然是废话没什么用，可至少还有职业道德，知道坐这个位置就要提供意见，而这两人则连这一点都谈不上，在我看来，没有过错的尸位素餐，也是一种犯罪。再从他们后来依附大顺军（结果是大顺军不要他们，榨干钱财之后把他们一刀给杀了）的举动看，他们一定不可以算忠臣，因此最好的结果，这一派大学士只能算是软骨头的庸臣。
再来看当时名满天下的宗师级的大学士文震孟，他是天启时的殿试第一，道德文章俱是上佳，论人品、学问都可算是一代宗师，可他坐相当于现在副总理的这个内阁大学士职位，恐怕差的就不是一点半点。如果仔细看他传记，我们会发现除夸奖他学问文采好道德风尚好之外，通篇不见什么具体业绩，就政绩来说几乎是个空白。而其他如李标、何如宠这些人的名字，我想除专业人士之外大约更鲜为人知，别说什么政绩了，哪怕是钱龙锡这样赫赫有名的人物，仔细看其传记，也是除了党争事迹外，几乎无事可记。另外还有不是崇祯阁老，却大名鼎鼎被称颂为正人君子楷模的大儒刘宗周、黄道周等人，也基本都保持了除批评人之外无事可采的“清白”风格，不过其事迹与其他事件有涉，暂且留待后文再述。
在那么多大学士中，私德比较好又还算有些才干的，就只有蒋德璟、李邦华这数得出来的几个，他们曾经有过一些还不错的具体的建议和业绩，不过也只能说能力虽有并非大才，且他们大多畏惧崇祯，因而尽量回避正面冲突，是以终究还是无能为，只余多几份纸上谈兵的书生言。
是以崇祯朝的五十阁老，无论其为人道德如何，对整个国家而言，百分之九十都是无能阁老。
不过明季也有一位必须要说的内阁大学士，那是一位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了未得到正确认识的文武双修的大帅、能臣和赤胆忠心的大忠臣。
那便是天启老臣孙承宗孙阁老，
孙阁老高阳先生，其能力无论从那一方面说，都可以算是明季的最强者，且私德极好。只是他更多的关注于军事和边疆战事，又不结党，是以虽然连魏忠贤都十分畏惧他，但却对朝政起不了多大作用，这自然是性格和理念使然。
要一位刚正不阿的君子去结党，尤其是如他这样门生弟子遍天下，连皇帝都会因仅仅喜欢听他讲课而不愿意放他离开一步的长者去结党营私，哪怕不是为了个人目的，那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虽然他名列东林魁首，但他出手营救东林党人以及弹劾阉党，却纯粹是出于道义立场，丝毫没有一点掺杂了私欲的党争成分在内，而且也从不使用任何不光明正大的手段。
这些，我想应该没有谁能指责说是缺点，是过错。
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些因可贵优秀的道德品质及坚定信念而起的举动，虽然十分令人尊敬也没有任何可以指责之处，可其对于整个国家和政治格局而言，客观的结果却并不很好，这又不得不叫人扼腕长叹。
政治，永远都不是一个可以讲道德的战场。
在这里，请允许我放肆一次自己的思想和规范，随意去“如果”一下这段历史。
如果，孙阁老权变一点，通融一点，对自己不那么苛刻一点，那么历史将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