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在心学顿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他们进而认为“良知”是先天现成的，所以不需要读书明理修身养性，也无需求诸于实践，只需从心悟入，不睹不闻，不思不虑，便可以一了百当大彻大悟，破千古之疑。

邹守益等人虽然认为“良知”需要下功夫才能修到，但其所谓功夫也不过是和佛教一样的打坐静心，或做各种冥想，以为只需虚静无欲就可悟天理、成圣人。

这两脉都基本屏弃了实践和事功，他们这些阐释和发扬，使得心学禅宗化、宗教化程度日益严重。如果说王阳明创立了核心为“致良知”这样一门叫“心学”的学说的话，那么，王畿等人显然就是在把这门学说朝宗教方向发展。如王畿大力宣扬“良知”是“范围三教之枢”（9），王艮本人及其泰州学派虽开始曾试图致力于“百姓日用之学”，但其晚期也一样过于注重孝悌，又多造悟道、梦兆一类近似神话之说，颇类宗教狂想，学风终不免也流于空疏。其后来者至周汝登这一脉，亦一直试图融儒、佛两家于一炉。

王艮的泰州学派，一直到后来的李贽这一支出现，才开始反正，真正体现了相当的市民意识。

正是在此种学风影响下，学界参禅、浮诞之风日盛，史称王畿“每讲，杂以禅机，亦不自讳也。学者称龙溪先生。其后，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弟子。……（王艮至周汝登一脉）其学不讳禅。……更欲合儒释而会通之，……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万历世士大夫讲学者，多类此”（10）。

心学自嘉靖初大盛起，到万历十二年王阳明的神位被下旨请进文庙之后，其影响达到了顶峰，几乎连朝政也为其所影响，一如明末清初的陆陇其在《学术辩》中所言：

自嘉、隆以来，秉国钧作民牧者，孰非浸淫于其教者乎？始也倡之于下，继也遂持之于上，始也为议论，为声气，继也遂为政事，为风俗。

由于王阳明的门生弟子遍及朝野，在他们的大力提倡下，从万历朝开始到之后的半个世纪，明季士人终于和魏晋时期的士人一样，成天清谈道德文章日渐成为整个士人阶层乃至职场的主流风气。

又，由于宋明理学均只重《大学》、《中庸》，反对读史，即所谓的“理学尊经，事功尊史”，因此他们相当排斥研究经史中的制度人事及训诂经世之学，更使得万历后不少朝中大臣对自己份内事和政治问题一问三不知，甚至闹出把本朝律法误为先秦刑律的笑话——“自神宗以来，士习人心不知职掌何事，有举《会典》律例告之者，反讶为申、韩刑名”（11），而“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等匪夷所思之现象亦不一而足（12）。

正是由于明中期这种哲学思潮的演变和影响，使此后的明季学界乃至士风均越走越极端，所谓名士多浮夸奢谈之气，只晓得清谈道德文章，于经世治国只会一句顺天理明道德，逢变就敦请皇帝下《罪己诏》，余则通通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惟徒呼奈何而已。他们全不想想身为臣子不能为君亲分忧，又当罪之何名，成天就知道让皇帝罪己，连这点责任都不愿意扛，明朝不亡才是咄咄怪事。

明清之际的大儒顾炎武是故痛心疾首，愤然斥责道：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13）。

这种片面强调道德的极端主义思想，固然有其好处，如前面说到部分士人因此不计个人得失与生死，甘犯天颜仗义直言，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一个国家的纲纪伦常和政治清明，多少给了老百姓们一丝希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某些政治弊端等等，但负面影响之大也令人扼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明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不少士人的认知是一切以道德为先，“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个个忙着占领道德制高点，以免被人诟病，同时又反过来以此为资本去攻击和挑剔别人，完全忽略了最基本的政治和实务处理能力以及一些问题的合理化抉择，这使得相当部分官僚完全失去了正常的政治能力，只知道空谈所谓的学术和以道德自矜，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最终导致“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因此我觉得将其称呼为“道德原教旨主义”是最恰当不过的。<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