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告急全线震动，顾墨三回到南京之后，向老头子汇报了卫立煌等不肯出兵辽西的情况，老头子极为愤怒，决定亲自出马调兵遣将，与**在锦州决战。9月30日，他带领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一行飞到北平，与傅宜生（傅作义字宜生）研究抽调华北兵力增援锦州的事宜。傅宜生虽然出身晋绥军，但是自脱离阎老西之后自立门户之后，也算是上了老头子的贼船了。已经是‘华北王’的他当然知道锦州失守，华北难免池鱼之殃，只能全力配合老头子组建‘东进兵团’。”对于傅作义全力支援锦州战场，李延年倒并不觉得奇怪。

傅作义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今临猗县）安昌村，世代务农，耕种黄河滩地。直到父亲傅庆泰一辈，才凭借贩运煤炭成为荣河县有名的富户。但即便如此傅家依旧以简朴治家。这也就养成了傅作义清廉简朴的作风，在**之中有“布衣将军”的美名。其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来回到山西，加入阎锡山的晋军。担任营长期间，便经常把自己的薪金补贴在练兵上，因此得到官兵的信赖。

1927年，当国民革命军在河南临颍大战中击溃奉军主力，胜利北上时，阎锡山放弃了与奉系张作霖的联合，接受南京政府的委任，担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将晋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并于1927年9月29日誓师“北伐”奉张，一路沿京汉铁路北进，一路沿京绥铁路东进。傅作义率第4师附炮兵团奔袭涿州。10月初，傅作义利用奉军换防之机，从太原深入奉军腹地，一举占取涿州，造成对奉军的致命威胁。

在晋军各主力部队迭告失利，纷纷撤离京汉、京绥两铁路线之际，涿州成为孤悬于奉军包围中的唯一据点。傅作义依旧采取固守待援之策。当奉军主力在少帅张学良的统帅之下，凭借优势对涿州发动九次总攻。傅作义以不足万人的无援之师，死守涿州达百日之久。直到陷于弹尽粮绝，兵民交困的绝境才在阎锡山的授意之下与奉军停战议和。虽然涿州之战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却成就了傅作义“善守”之名。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之时，傅作义又被任为晋军第3集团军第10军军长，负责指挥津浦线北段战事。而随着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中央军胜利宣告结束。傅作义率部移防绥远，从此开始了他对绥远的经营。绥远省是中华民国时的塞北四省（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之一，自古以来便是蒙汉交界的蛮荒之地。清末以来更是连年动乱，土匪遍地，民不聊生。

傅作义接任绥远省主席之后，向国民政府提出“移民、实边、发展生产、巩固国防”的治绥方案，并励精图治，整军经武，消解匪患，整顿税收、金融，疏浚河渠，发展工农业生产。在短短几年之内，绥远面貌大为改观。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绥远省社会基本安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恢复，财政税收增加，库存现金84万元，白银210万两，部队的装备和给养也有了改善，为绥远抗战准备了条件。

1936年日本为了阻绝中国西北对外交通，割断中苏的联系，察哈尔、绥远地区积极扶植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和李守信，成立所谓“蒙古军政府”；还收买土匪王英，组织所谓“蒙汉西北防共自治军”和“大汉义军”。直接挑起与绥远省政府的冲突。并酝酿武装暴乱。虽然蒋介石要以傅作义忍让为主，非不得已时，不可轻易对日作战。当得知德王在日军指挥下，准备分三路大举进犯绥远的消息之时，傅作义认为已到“不得已之时”。亲率第三十五军骑兵、汽车纵队星夜奔袭，出敌不意，抄袭侧后，在红格尔图、百灵庙、大庙重创日—伪蒙联军，从此傅作义善于指挥骑兵打“闪电突袭”也同样威名赫赫。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傅作义出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绥远省政府主席，积极指挥部队参加平绥线作战、忻口战役和太原保卫战。在太原失守后，任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驻防山西河曲。时傅作义驻防区和陕北区八路军第一二○师贺龙部隔河相望，双方信使往来不断。交换情报，建立联防。傅作义赞成**的全民抗战的主张，赞赏许多**员的品格和才华，对周恩来十分信服，多认拜会过**主席，并同王若飞、南汉宸等结为知友。后来傅部移驻河曲，还邀请八路军程子华、南汉宸及牺盟会的续范亭等举行会谈和聚餐，交流整军抗战的经验。

傅作义仿照八路军的建军经验，建立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委员会，自兼主任。总部设立政治指导室，指派周北峰（**党员）为委员兼秘书，军队各级相应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其中许多负责人由延安派遣的干部担任。傅还制定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规定废除打骂士兵；实行经济公开；活跃士兵文化生活；帮助劳苦百姓，提倡军民合作；实行军政统一等等。同时还参照八路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十项纪律》，对行军、宿营、作战等方面的群众纪律作了具体规定。这些做法，密切了军民关系，受到老百姓的称赞，显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气氛。但却遭到老上司阎锡山的忌很，到处攻击傅作义“把部队带赤化了”，“第三十五军已成为七路半了”。

但是此举却正好中了一心分化晋绥军的蒋介石的下怀。1938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从此摆脱了阎锡山的控制，返回绥远。他设长官部于五原，积极整饬军、政，除设立“动员委员会”，改组省政府外，1939年5月在百川堡亲自举办“抗战建国讨论会”（简称“抗建会”），轮训各级军政干部。参加人员有******员、**员和无党派人士。先后举办五期，历时三月有余，对促进军政密切配合，壮大抗战力量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因此引起******当局的责难，派中央监察委员姚大海从重庆到百川堡，以“考察”为名，要傅排除**。傅作义出于无奈，只得将各军政机构中大部分**员送回延安。

1940年为实现“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言论自由”，傅作义着手对绥省政治、经济进行若干改革。为摆脱绥省财政困难，整顿金融和税收，将平市官钱局改组为绥远省银行。傅提出银行“以服务为目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方针，将平市官钱局历年经营的积累，除留下固定资金50万元外其余全部缴纳省政府转入地方金库。同时，严禁烟土走私，提高烟土税率，使烟土税成为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成立战地复原委员会，负责处理汉奸逆产和整理土地。为此成立了处理逆产委员会和土地整理委员会（后改地政局）。没收附逆汉奸所有土地。制定《土地法》，对王公大户的地产进行清理，将其执照外的土地收归省政府所有，转租给农民耕种，政府按“三五成租”收租。这样，农民能够“耕有其田”，政府也可以得到大量粮食，保证军需供应。

同年，在狼山县境，创建军耕农场，安置随军烈士家属和伤残官兵。利用丈余公田，在临河、五原、晏江、狼山等县创办了五个合作农场。1941年1、2月间，又提出“民养军，军助民，军民合作发展粮食生产”的口号，开展屯田活动。对促进生产发展，繁荣河套经济起了很大作用。1942年5月4日，傅作义召集军政高级干部会，颁发职官十二戒条，规定：“绝不****腐化”，“绝不吸食鸦片烟、赌博”，“绝不蒙上欺下、弄权欺世”，“绝不接受人民下级馈赠”，“绝不与商人来往、不兼营商业”等等，违者给以惩罚。1943年又提出“治军治水并重”的口号，发放农田水利贷款，大兴水利。长官都成立了水利指挥部，统一调配军工、民工。军工所修干渠达1700里，支渠超过1万里，水浇地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绥远一时获得了“塞上江南”的美名。

虽然在傅作义主政绥远几年间，凡到过河套地区的人，都有耳目一新之感。成就国民政府时期，绝无仅有的业绩。但傅作义视绥远为自己的根基地盘，自成一体的思想已然成型，从此便踏上一条新军阀之路。因此自日本投降伊始，傅作义虽然在抗战时期与中国**和八路军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是出于扩充实力和巩固地盘的需要，傅作义还是分兵绥远、察哈尔、热河，抢占已被八路军解放的县城，与**人兵戎相见。

1946年傅作义更在华北战场之上袭占张北，夺取张家口。并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嘉奖。1947年1月，第十二战区改组为张垣绥靖公署，傅作义任主任，更以其嫡系部队第三十五军为基干扩编成三个军，同时建立独立师、骑兵部队和地方保安旅、团、队等，以加强军事实力。12月2日，******政府撤销北平行辕，及张垣、保定两个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傅作义为总司令。虽然这时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傅作义也对国民政府前途也开始产生忧虑，是否接任有所犹豫，但想到自己实力的增大，还是欣然接受新职，将总部移往北平，统一指挥晋、察、冀、热、绥五省军事，成为拥有60余万兵力的五大军事集团之一。

虽然不是中央军的嫡系，但是傅作义却深知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与南京国民政府紧密相连的道理。此刻的傅作义早已不是当年主政绥远一省时的军政长官，而是掌握着整个华北的封疆大吏，其深知自己和自己所部各军的政治命运完全已经绑死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战车之上，一旦**人在内战中获胜，他多年以前所努力的一切都将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