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远驻印远征军的各师（主要后编成了驻守东北的新1军和新六军）是国府装备最为精良的精锐部队。其他的所谓半美械装备的部队则是为了安抚原定在第二期中装备美械的地方各派系部队，拿出了最后3个师的装备，又从原来的30个师的装备中抽调了若干预备武器装备而设立的。当然其装备编制虽然并不是各地方派系所叫屈的所谓“轻武器是美制，火炮仍旧是小山野”，基本也可以达到步枪、轻机枪与82迫击炮为国械装备，而重机枪、冲锋枪、六零炮与战防炮、山炮、火箭筒，火焰喷射器为美械，军（整编师）所辖的炮兵营则为日式野炮的混编装备，因此虽然实际战斗力较之纯美械师可能略低，但是比起靠“捡洋落”和自力更生建立军工体系武装起来的**东北野战军也仍具有一定的优势。

“国府的没落缘在与过分依靠美援，搞的三军上下不翘首期盼美援，都已成了断不了奶的孩子。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无不仰赖于美国的接济。这样的情况从抗战退守大后方起已渐成风气，等到了如今早已是积重难返啊！须知珍珠港之后，日本已成了华府的首敌。美国人自然愿意全力支持我们，恨不能用我们中国人的血去淹死日本人。但是杜鲁门可未必愿意那么大方的帮助我们消灭**，毕竟一个统一的中国同样不符合美国人的利益。”走过抗战八年的烽烟，身为**名将的李延年早已对已经所效忠的政权每况愈下的军工生产和部队建设失望透顶。

自晚清以来中国积弱不振自然是事实，而工业基础之薄弱，国民经济之凋敝更是无从讳言的。但国民政府自1927年定都南京以来，虽然几乎就处于无岁不战的尴尬局面。其实际统治区域不过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即便在1928年消灭北洋军阀残余，完成形式上的国家统一之后，中央政府马上又面临******系的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几大派系对全国实际控制权的争夺和瓜分。另外还有广东的陈济棠，四川的大大小小的草头王，湖南的何键，福建的陈铭枢，蒋光楷，盘踞西北地区的马家，以及**人领导的红色政权，新疆的近乎独立的盛世才政权。

国民政府不仅没有从全国各地方省份得到稳定的税收，反而常常需要从中央拮据的财政收入中拿钱安抚那些不稳定的军阀。难怪国府有人戏称：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割据军阀，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小”的中央政府。但就是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之下，国民政府依旧凭借江浙三省的财政收入建立和武装起了一支当时中国最强的武装力量，并德国政府的帮助下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军事工业。

虽然淞沪、南京、徐州、武汉等诸次正面抗战没有能够抵挡住日寇的铁蹄。但是也为中国沿海沿江工业、高校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工业的70%集中于沿海一带，内地工业十分薄弱。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1937年底。全国共有工厂3925家（不包括东北），其中仅上海一地就有1235家，约占总数的30%以上，其他沿海各省有2063家，占总数的51%。随着战争爆发，沿海工业将首当其冲遭敌炮火袭击。为避免沿海工业不遭灭顶之灾和在大后方建立长期抗战的工业基础,加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实力，南京国民政府开始逐步动员将沿海沿江工业内迁。

在众多民营工厂内迁的同时，直属国民政府军委会兵工、军需厂及国营厂矿也先后向内地迁移，到1940年底,整个工厂内迁工作基本结束,经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工厂共448家，机器材料70991吨，技工12164人。另外自动迁移的工厂还有100余家，总计内迁工厂达600余家。虽然内迁工厂虽然只占沿海工厂的极少数，但大多为民族工业的佼佼者，实力雄厚，门类齐全，技术水平高，直接或间接有助于国防军事建设，不仅为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实力，而且为国家保存了一批近代工业的精华，奠定了大后方工业发展的基础。

沿海沿江的大批兵工和民营企业内迁以后，分别在四川、湖南、广西、云南、陕西、甘肃等后方省区形成了11个工业区。特别是在重庆周遍集中了大后方军工和民用的主要企业，如枪炮、弹药、钢铁、机械、化工、纺织等行业，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军工和民用物资的主要生产基地。先后内迁重庆的各个兵工企业，都是中国兵工企业的精华；加上国民政府兵工署接收、改造、征用的原川军兵工和与兵工相关企业，经过配套整合，形成重庆军工生产基地，造就了抗战时期中**事工业的中心，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

可以说1940年的国民政府虽然丧失大半的国土，但是依旧保持继续抗战的能力，仍可一战。而更为关键的是政府和军队上下自强不息的精神仍在。虽然在这个期间苏联也曾出于牵制日本，使其无力侵犯苏联远东地区的需要，也曾向国民政府提供过价值1.7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甚至派遣一个歼击机大队和一个轰炸机大队的空军志愿人员直接参战。但是虽然蒋介石对苏政策的最高目标是苏联直接参战。为此，国民政府作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蒋介石本人也曾两次急迫地请求苏联出兵，但是由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和欧洲局势的紧张，事实上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国民政府依旧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对抗当时空前强大的日本侵略者。

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中国首次被破天荒的列为世界“四强之一”，并与美国正式结为同盟。在这顶前所未有的高帽子之下，整个国民政府上至高官下至走卒，无不飘飘然起来。虽然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和中国处于美国所有供应线中最细长的一条的末端，决定了美国不可能象“同种同文”的英国、澳大利亚那样向中国提供大量的现代化军事装备，中国战场依旧只能依靠极其微薄的外援去对抗正面的日军。但是这种与世界一流强国并肩而战的优越感却令国府上下无不开始放松起来。

用数以千计的美国飞行员的鲜血和铺就成“铝谷”（注1）的运输机残骸构筑起的“驼峰航线”最终成为了重庆方面诸多**大员的“淘金线”，各种各样前线紧缺的美援物资在从印度运低中国内地之后便立即散入到形形色色的黑市之中。而美英盟军在各条战线上反攻的号角却最终成为了**各部将领保存自己，壮大实力的最好借口。

因此尽管随着美国国内工业从和平时期的体制已逐渐转到战时体制，“驼峰航线”的运力迅速加强，从1943年便每个月可以向中国运送7000吨左右的物资，每天有100多架飞机穿梭在航线上。据说在最高峰时，巫家坝机场每1分钟就有1架飞机起降，成为当时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了。但是在国民政府上下一片文恬武嬉之中，1943年就在欧洲、太平洋两大反法西斯战场同步转入战略反攻之际，中国战场却依旧处于敌攻我守的不利局面，虽然凭借着中国地区地形的优势，**在1943年依旧取得了石碑要塞保卫战和常德会战的胜利，挫败了日军从两湖进犯重庆的企图，但是**各部不相援救，虽然拥有空中优势但空地缺乏协同的弱点却暴露无余。

而1944年那场日本军队自诩为“世纪大远征”的豫湘桂战役，宛如摧枯拉朽般的将**正面战场的各条防线打的千创百孔，从河南到广西、**各部所谓的精锐，不无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在短短的8个月中，**在豫湘桂战场上损兵达六、七十万人，丧失国土面积二十余万平方公里，丢掉城市一百四十六座，失去空军基地七个、飞机场三十六个，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但饶是如此国府仍不思检讨自身，竟以自身崩溃相要挟，要求美国政府提供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对于这样急近无赖的无能盟友，美国总统罗斯福愤懑地责问正在美国请求贷款的孔祥熙：“中**队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不同日军打仗？看来日军想把中**队赶到哪里就能把他们赶到哪里。”最终美国政府只能放弃此前在远东扶植中国以填补日本战败后的势力真空以对抗苏联的想法。

豫湘桂作战的失败，使英美对中国打败日本失去信心，为避免本国再作大的牺牲，都把打败日本的希望寄托在苏联出兵上。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在没有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签订了有损于中国利益的雅尔塔条约，以牺牲中国权益为条件，换取苏联出兵。这同豫湘桂作战前三国首脑举行德黑兰会议的情况，正好相反。德黑兰会议本来也准备邀请中国首脑参加的，但由于苏联当时与日本保持中立，害怕中国参加该会议会引起日本对苏联的抗议，为避免刺激日本，苏联提出了不邀请中国参加。但中国当时的地位又不容忽视，英美为依靠中国替它们拖住日本，特地约中国在开罗举行中英美三国最高级会议，会后发表了被国民政府吹嘘为外交“空前胜利”的《开罗宣言》。但苏美英举行雅尔塔会议时，却以出卖中国权益为交易而又置中国于不顾，由此可见，国府的**无能与豫湘桂作战的失败，已经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信低落到了何等地步。

以之回想起1944年2月的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之上，蒋介石说:“到今天,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几乎是个笑话，或许蒋委员长这里所说的“反攻”,并非说中国战场1944年立即就可开始战略反攻。他指的是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而已。<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