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去往八百里水泊梁山落草为寇“替天行道”么？

冯过觉得大有可能。

武松性格急侠好义、刚猛不屈、敢作敢当、嫉恶如仇、正义勇敢，且性子急，不服管束，在衙门当差也总惹事生非，这样的性子注定难成大事，如今犯下命案，莫若占山为王。

此去江湖路远，且行且珍惜吧。

因了武松一事，这顿晚膳草草用罢，陈亮自有住处，知晓冯过等人要去拜见孙觉，对这位以敢言著称、一月间连上奏疏十余章弹劾阁臣的名士极为仰慕，为引苏轼评其之“文学论议，烛知本原。谏省东台，久从践历”赞美，遂约好次日同往西郊孙府。

待到第二天，一行人共赴孙府，早有孙觉之孙孙乙并秦湛在门口相迎。

孙觉唯有一子名孙竢，现在广东为官，孙乙乃是孙竢独子，伺奉祖父身边，今年廿一岁，不日亦将去南京参加会试。

此次相会，既有学富五车的饱学宿儒，又有满腹经纶的风流名士，更有才高八斗的青年俊彦，济济一堂，意义深远。

除了学术讨论，自少不了谈及国家大事。

莫谈国事？不存在的。文人最好夸夸其谈，因读的书多，便可不出门而知天下事，纸上谈兵嘛，那可是最拿手的。

空谈误国，平日里高谈阔论，当国家危难之际却一筹莫展，要这种人又有何用？

西晋政治家、清谈家王衍出身名门，“神情明秀，风姿祥雅”，生得是一表人才、风流潇洒，而且才华横溢。他少年时曾去拜访学者山涛，山涛同他交谈后感慨：“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山涛在赞赏王衍才华的同时，流露出一丝忧虑。若干年后，这一担忧不幸成真。

王衍身处乱世、位居宰辅之职，却不怎么考虑如何把国家治理好，而更愿意保全自己。他还向当时执掌朝政的东海王司马越推荐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并对王澄、王敦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为三窟矣。”

此时，北方政权不断发起对西晋的攻击，朝廷内部却依然内斗不止。永嘉四年，洛阳城被围困一年多了，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朝臣们大多建议迁都以避难，王衍却力排众议，还卖掉自己的牛车，试图安定人心。这样，就错失了挽救危局的最后机会。

永嘉五年三月，掌控西晋政权的司马越因病去世，将后事托付给王衍。王衍率军民护送司马越的灵柩回东海封地，在半道被敌军轻骑赶上，十万余将士相互践踏、尸积如山，王衍和随行的大臣也统统被俘。此时的洛阳城已经成了一座空城，晋怀帝司马炽也成为俘虏，在受尽屈辱后被毒死。

敌军看在王衍身为名士的份上，给他留了一个全尸，命人推倒墙壁把王衍压死。王衍临死前，总算说了一句实话：“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不论在何时，一个国家不需要“王衍”，需要的是实干兴邦者。

因时代局限性，无论是孙莘龙还是陈同甫，对大定所处的政治生态预判的极为片面，对潜在的危机预估不足，虽说是忧国忧民，但其实内心深处是有着大国优越感的，莫名的想着“称霸天下舍我其谁”。

冯过没想过去纠正什么，怎么纠正？这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在作祟，无法更改。事实胜于雄辩，只是当那灾难性的一天来临之际，会有多少人弃笔从戎、杀身成仁？还是畏缩不前“明哲保身”？又或是奴颜婢膝沦为叛奸？

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他也不敢确定常定王朝会与赵宋王朝一般，只不过，防患未然是必须的。一个国家，需始终处于警醒之中。

末了，还说了武松一事，多是唏嘘嗟叹，如此勇猛之人正当为国效力而非走上邪道，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