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我的印象中是劳动强手，一生劳动不停。她出嫁前，在家中当大，外婆在她妹妹出生不久便去世，外公每天到城里打工，她在家里就成了小当家。母亲结婚前在白沙门村的姑娘中，有两个第一：挑水第一，她可以放开双手从河里把水挑到家；第二，挖“土虫”第一。“土虫”是海南的特产，形状像蚯蚓，皮土黑色，无肠子，很鲜，非常好吃。浙江台州也有类似的，台州人叫“沙蒜”。生活在海边的沙土之中，像蛏子一样，要到沙土里边去挖找。都是野生的，有的很集中，一次可以挖到好几条；有的很分散，有时挖不到，有时只挖到一两条。集中不集中要会看沙面的路向和沙的组成情况。母亲很精，所以每次都比同去的人挖得多。挖土虫的活儿，多数是妇女干的。结婚后在昆明和越南的海防当猪鬃工人，做法国老板大楼的一切清洁卫生工作。老板的大楼使用面积有1000多平方米，十多二十个房间。回家还要管我们全家的吃、穿、生活。一天忙到晚，开咖啡店时，自己任厨师。五十多岁还在海南挑淡水卖，从井里挑到小船，由小船送至海里的大船，再从小船挑到到大船上去。海浪大，挑这种水不仅费力、难度大，而且很危险，一不小心就会跌入大海。晚年，她七十多岁，中风，但瘫痪恢复到能免勉强行走后，她就自己上街买菜做饭。

母亲还有一个特点是对“老佛祖”的态度。“菩萨”云南人多称“老佛祖”，母亲也就用这一名称。过去生长在海边的人多信神，母亲到云南后，与邻居“李大妈”结合，就更迷信了。“李大妈”是何许人？他的丈夫李有是跟法国老板养马的马工，法国锡壁雅洋行云南分行的猪鬃工厂停产后，老板留下几人服侍他们，一个厨师——我父亲，一个家务卫生工——我母亲，一个挑水洗衣工，一个种菜养兔工，一个养马供他们假日打猎玩的马工，一个拉老板出入的黄包车工，还有一个管理猪鬃厂房子门户的人等。“李大妈”姓严，老家在盘龙江下游的严家村。她哥哥是村中是有名巫师，一个妹妹当尼姑，她自己算是个“业余巫婆”，平时替洋老板管厂房门户。迷信方面，母亲总是听她的。大妹病了，到寺庙去记名，叫她“能喜”；三弟病了也记名，叫“洋望江”。年初一吃素是很严格的，所有的碗筷食具都不能沾猪油、牛油等，要用草木灰擦洗。干此活有资格帮她忙的人只是大妹。她做事认真细心，我可没有资格，碰都不准碰，碰了要挨骂的。供菩萨的东西很复杂，而且摆设规定很严。干这些事我是烦的，乐得逃跑。过年接红包必须磕头。这件事我则很愿意，因为磕的头越多，得的钱越多。而且都是新钞票，舍不得用。但也吃过大亏，有一年我把得来的钞票一张一张放得很好，悄悄地藏在一只大皮箱下面，觉得万无一失。不料这一年云南“老滇币”（滇，云南省别称）全部废除，换为“关金”，我存的钞票一钱不值了，十分后悔，以后再也不存了。

再说大妹病花钱记名还不算，每年三十晚上拜天地菩萨要向天烧一百炷香。方法是：香拿在手上点旺，然后磕一个头念一句“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把一炷香插在香炉里。要磕一百个头，插一百炷香，念一百次“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这活儿都是我大哥干的。有一年大哥跟人家赶猪谋生去了，任务就落到我头上。一百炷香点燃，烟熏得厉害，眼泪鼻涕一把一把的流，膝盖磕得红肿也得要坚持到把香插完。这时已到晚上11点左右，又要准备另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敬头香”。“敬头香”就是到附近的寺庙里在夜里刚到12点钟除夕的时候，敬上香。敬香的人很多，插上第一炷菩萨就会保佑我们家这一年最吉利。这件事母亲总是安排我和爸爸去做的，不论怎样想打磕睡也得坚持去。家里人生小病，不是去求医吃药，而是拿个生鸡蛋放在一面镜子上，口中一面念着：“老佛祖保佑！老佛祖保佑！…………”一面将鸡蛋竖起来。如果能竖定，那就表明病一定会好。然后将此蛋烧熟，壳剥开，与刚烧好的饭和在一起，用手巾包成一小团在脑门上或患处揉揉。其实小毛小病不医也会慢慢好的，母亲却认为是她拜的“老佛祖”灵。逃难到乡下，那时日本飞机天天轰炸，有时一天响两、三次警报。警报一响，我们全家人和同住的农民都躲在两三张厚的八仙桌下，桌面上将全家所有的棉被都一层层地铺上。在乡下，估计敌机不会丢炸弹，主要是怕飞机上的机关枪扫射。有两三层棉被，子弹不易穿过。所以当时在八仙桌下是较安全的。但躲时间长，什么话都不能干，生活成问题，因此母亲求助于“老佛祖”。每天求日本飞机不要来，但日本飞机照样来。她求来求去都没有效应，慢慢地，她发现她拜的“老佛祖”不灵了。以后也就干脆不拜了。父亲不是那么信神，主要是随着母亲的心，由她指挥。我是不懂，也不信，要我做就做，不要我做就逃之夭夭。母亲的迷信思想是她自己破的，后来别人说有病拜“老佛祖”她也不相信了。

母亲还有一点是：对子女要求特别严格。她的话非听不可，不听就要挨打。我们兄弟姐妹只怕母亲，不怕父亲。父亲只顾他自己的事业，对孩子们逗逗玩玩，从来不大生气，不打我们，有问题主要是口头教育。他确实是身教重于言教的，我们对父亲十分尊重。对母亲也很尊重，事实上母亲是非常疼爱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她管。她打子女不乱打，打的都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又怕又佩服。她多数用鸡毛掸或竹片打。打的地方是屁股或大腿，疼而不伤，她从来不打头。我们在她面前不敢说假话，说假话加倍打。她在家里威信最高，孙辈也不敢不听她的话。不贪人家的东西，不随便拿人家的东西。她还特别注重礼貌教育。自古以来，都强调“严父慈母”，我们家倒是“慈父严母”的，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一个家庭中，父母相互配合，一慈一严为好。两慈子女易任性；两严子女易唯唯喏喏，或会产生逆反心理。我1946年秋在海南与母亲离别，到1976年8月母亲来杭州才相逢，历时30年，无限思念，后来母亲又回海南，1981年在海南过世，我和夫人青洲一同回乡海南送葬。悲痛万分，我们的父母对我们兄弟姐妹的工作、思想是开放的，任各自志愿，只要在工作岗位上表现得好，他们就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