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三件事始终在我的回忆之中，不说出来不舒服。
一、父亲一辈子做工，没文化把我们七个子女带大，并人人都有工作，确实不易。解放后大哥冠仁是海南物资局干部，大妹冠轩是云南大理第一农机厂工程师，三弟冠辉是北京首钢冶金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四弟冠生是海南海口市自来水厂一个车间的负责人，二妹冠群是海南儋州市商业局医院护士长，小妹冠萍是儋州市那大第三小学教师，我在大学任教。对照我们只培养三个孩子就够苦的了。
二、父亲的脾气是最好的，我一生只见过他发两次脾气。一次是三弟两岁时，母亲有事外出，晚饭时间，他要母亲，怎么逗他哄他都不依，又不是有病，不知哭了多久？父亲火了，放他站在桌子上，一巴掌把他打倒。我和大哥赶忙去抱。也怪！这一巴掌果然见效，三弟呆了一阵，就不敢再哭，一直等到母亲回来。回忆起来很好笑，另一件事是1938年，抗战爆发后，物价飞涨，薪金不加，我家生活发生困难，母亲便到同乡的电池厂里领点打“纸钱”的活来干，增加一点收入。现在的电池上面是硬纸或铝皮的，过去上面是红色松香漆，松香漆下面是硬纸钱垫着称之为“纸钱”就是像当时的铜钱一样，当中打个小圆孔，让电池芯穿出。这样能使电池好看，又避免走电，这“纸钱”都是用手工打的。先将硬纸片打成电池大的圆圈，然后在圆圈当中打小孔，现在可用冲床冲，那时是下面垫木墩，纸片放在墩上，一只手捏着铁模子，另一只手拿着一条像打衣棒那样的板在铁模子上敲。敲一下，成一钱，就这样不断地敲，这活我也做过。敲就会发出声音，那时，老板是住在他的一座红顶黄墙的大洋楼上，我们住在洋楼斜对面的小屋里面，和老板的洋楼隔着一个三、四十米宽的花园。敲击时洋楼里听到的声音是很小的。洋老板很坏，平时就不给我们作声。母亲也都是工作之余，在老板不在的时候打纸钱的。这天不知什么原因，这个脾气最坏的三老板没有到公司里去，他在家，母亲不知道，打了几下，他来了。穿着一双大牛皮鞋，把母亲的东西全部踢掉，又踢家里的东西。有一只痰盂，一脚踢去，飞滚了十多公尺。可恶的样子，我到现在还恨他，洋人这样作威作福我们实在受不了。父亲从来是逆来顺受，没有一句硬话，这次回来一看，也受不了啦！便马上向老板提出辞职不干。他向老板说：“第一，物价飞涨，你们薪金不增加，我们生活维持不了；第二，为了生计，我们在工作之余找点力所能及的事做以求帮补，你们却这样对待我们；第三，我们替老板打工二十几年，从来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一切事都尽量好地完成，今天只有这什么一点小声音，你们就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受不了了。因此我们不干了，要求辞职。”与老板针锋相对，这时，二老板回来，先让大家安静下来，他说让他考虑一下。他一想，父亲一走，想在当时昆明找一个会法国话，做菜非常合他们的胃口（法国西餐、中餐、日本餐，二老板的老婆是日本人），做帐又这么清楚，人品这么可靠，家里的东西二十几年都没有遗失过的人，是难上加难的。父母亲一走，他们的生活马上就成问题。二老板那时已经60多岁，习惯难改。所以极力挽留父母亲，答应提升工资，批评了三老板的态度，并立刻送来一大袋米。就这样，父亲这次发的脾气又胜利了。
三、父亲有一个“乐善好施”的习惯。1941年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老板先后离开昆明，或到海防，或回巴黎，日本婆回日本。昆明分公司及猪鬃厂的财产（洋行的办公室、住址、厂房等占地约二十几亩）全部交给法国领事馆管。把父亲一脚踢开，分文不给，房子也不给住，父母亲突然失业了。全家搬到临江里36号，在大院子围墙边上搭个瓦披住下。开始是帮助同乡的电池厂加工电池。接着是日本飞机轰炸利害，逃难到离城十多里的严家村去，生活十分艰苦。1943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南洋一带，华侨逃回昆明的很多，他们都喜欢喝咖啡、吃西餐。父母亲都有厨师手艺，便借款租昆明金碧路崇善街口一个小店面开一个饮食店，叫“海天咖啡店”。店的注册资金是200元。母亲掌勺，父亲采购等总管，大妹9岁开始负责收款做帐，我11岁“跑堂”。大哥读不起书跟人家去“赶猪”，做猪生意，即从甲地买猪，赶到乙地去卖，从中赚点钱。随着逃难回国的华侨越来越多，尤其是两广人，没有房子的，就在学校操场或广场上搭棚睡，有的还睡街头。父亲对同乡都十分照顾，那时父亲已经是“老昆明”，又会讲多种语言。难民有事，他能办得了的都尽力帮着办。刚逃来，饭没吃，先让吃饭，后再算帐。愿意在店里帮忙做事的也尽量给做。那时，我们的咖啡店卖的许多东西都不需要先付款买。例如：各色蛋糕西点，早上到“红豆西点店”去拿来，到晚上卖掉多少才给他们多少钱。卖牛肉干、烟、酒等都是这样。咖啡是用生咖啡豆自己炒，自己磨成咖啡粉。总之，是靠信用，不需要多少钱就可以卖许多东西。再者那时两广同乡相见都像亲人一样，很少有私心，这大概那时是国难当头之故，大家只一心为抗日。父母亲曾随老板在安南（现越南）海防打过几年工，因此也属于华侨。抗战胜利，同乡共庆，两广会馆在云南的同乡对父亲给予表彰，并请当时官位最高的海南人郑介民书写“乐善好施”四字加镜框赠送给父亲作留念。
到底有几个故乡？”我好像说清楚了，也好像还没有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