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他乡，周围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寂寥时，翻晒陈年往事，写一些无聊的文字，打发无聊的时光。
站在马路边，看林立的高楼把晴空切割得支离破碎；太阳老态龙钟，步履蹒跚，蒙着厚厚的眼翳；马路上的汽车蜗牛般地来往穿梭；人行道上年轻的情侣旁若无人地亲昵；相濡以沫的老人互相搀扶着前行；雍容华贵的夫人拉着宠物悠闲地漫步；清洁工不停地捡拾着人们丢弃的废物……。大脑的某个角落，影影绰绰地显现出我过世已久的伯父……七十年前，伯父曾经用双脚，不停地丈量着古长安到南泥湾的距离。
——请别误会，我的伯父没有解放全人类的远大抱负，也不是什么“地下工作者”。他之所以来回穿梭于西安到南泥湾之间，完全是为了生计。
幼时，刚刚临盆不久的太阳在树梢上跳来跳去，显得亮丽而调皮。蝉在引吭高歌，听得见庄稼拔节时的声音。老槐树下，伯父用衣服袖子把一只甜瓜擦了擦，扳成两半，多一半给我，少一半留给自己。我接过甜瓜津津有味地啃着，一辆汽车驶过，扬起一溜长长的灰尘。伯父盯着汽车看，嘴张着，满脸惊奇：日鬼，汽车不吃草，比牛跑得快。
我晃头晃脑地啃着甜瓜，批驳着伯父的愚昧和无知：还讲究是大人哩，连这个都不懂，牛在汽车肚子里装着，咱看不见。
伯父把我搂在怀里，用胡子扎我稚嫩的脸蛋，咯咯笑着：我的侄子比我强，懂得比我多。
转瞬间，风吹草长。我背上了书包，坐在教室里，跟音乐老师学唱儿歌：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个没有尾巴、一个没有脑袋，真奇怪……稍大点，终于理解了儿歌里的“老虎”其实就是比喻汽车。那年月汽车少得可怜，孩子们看见公里上跑的汽车以为遇见了老虎。
人一上年纪就是这样，眼睛越看越近了，心事越想越远了。有些事发生在昨天，今天已经忘记；有些事却刻骨铭心，历经磨砺，时间越久越清晰。沿着岁月车轮碾轧过来的辙印回望，眼前的高速公路变成了荒草萋萋的秦直道，民国十八年，关中大旱，爷爷奶奶饿死在老家蓝田，十八岁的伯父把刚满六岁的父亲背在肩膀上，翻山越岭，沿路乞讨，来到凤栖落脚……那时，伯父白天靠打土坯维持生计，晚上弟兄二人睡在烂土窑里相依为命。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用父亲的话说：“屙泡屎也要屙在别人家田里”。
扯远了。这些陈年往事现在还有谁听？有时在饭桌上谈起我家的过去，儿子们宽容地笑笑，表示理解。正处于青春反叛期的孙子们却不屑一顾地反驳道：怪他们没本事活人！
是呀，杨白劳如果活在今天，肯定被人瞧不起。现在社会上把那些依靠简单劳动获取温饱的人们叫做“弱势群体”。可我总觉得，正是那些弱势群体用精瘦的肩膀，支撑起我们整个社会……每当我看到拾荒者用枯萎的双手在垃圾桶里翻检人们丢弃的废物时，心里总涌上一股潮潮的湿润，感觉到他们更像我的父辈……请别误会，我对那些给社会带来巨大财富的精英们一向怀着深深的敬意，他们应当得到丰厚的回报。正是由于他们用超凡的智慧，打造了现代文明，使人们远离愚昧。我的意思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关心一下那些现代的“杨白劳”们？
又走题了，有“杞人忧天”之虑。我知道，这些文字是写给我看的，我之所以把它记录下来，是为了安慰我的灵魂。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时，我的父亲已经三十六岁，而我的伯父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老年得子，而且是一子顶两门，内中的辛酸和喜悦只有伯父和父亲明白。每逢过年，父亲给我穿戴一新，拉着我的手，去给伯父拜年。父亲总是恭恭敬敬地作揖、下跪、磕头。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把屁股撅起，头挨着地皮，口里喊着：伯、侄子给您拜年了。这时，伯父盘腿坐在炕上，脸上笑着，显得满足而心安理得。
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老哥比父哩，我的哥哥比我大（父亲）还亲。是呀，为了父亲，伯父终生未娶。跑胡宗南那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妈妈从陕北逃难来到凤栖，跟父亲结为夫妻。所以我们的一家来自五湖四海，用伯父的话说：“是用砖头瓦砾凑合起来的一家人。”
思绪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无法羁绊；思绪像一团乱麻，漫无边际；思绪更像一杯酒，让人眩晕、迷恋，还有那么一点苦涩。
妈妈生下妹妹以后，我便跟伯父睡在一起。那时，我们这个小县城还没有电灯，我最早见过的电灯是在看幻灯片的时候。远远的什么地方，一台发电机突突地响着，幻灯机前的灯泡突然亮了，放映员把一张张幻灯片放进幻灯机里，银幕上便显出影影绰绰的图影。记得那是在宣传抗美援朝，喇叭里传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银幕前一片黑压压的人头。伯父把我驾在肩膀上，我看得如痴如迷。以后好多天，我们一群光屁股孩子在一起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电”。电对于我们来说，神秘而遥不可及。
那年月，什么都奇缺，唯独太阳笑得灿烂，显得肆无忌惮。早晨，我被热烈的阳光吵醒，耳际里传来的第一声呼唤便是：“卖包子咧——”。贵祥叔站在我家土窑畔上，叫卖声里藏着诱惑，我肚子里的馋虫开始蠕动。伯父便从叠着补丁的夹袄里掏出皱巴巴的五百元钱，（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五分钱，一万元等于现今一元钱，下同）买回了四个香喷喷的包子。我伸出脏兮兮的小手，接过伯父买回来的包子，爬在被窝里，狼吞虎咽地吃。
伯父的土窑洞里有一盏老麻油灯，我记得从来没有点亮过，做摆设用。那时节虽然麻油只卖五千元钱一斤，可是伯父起早贪黑一天也挣不回一斤麻油钱。后来有了煤油，伯父买回了半斤煤油，用墨水瓶做了一盏煤油灯，也不常点，只是偶尔用用。天刚麻麻黑，伯父便给我扒光衣服，哄我钻进被窝里，然后天上地下，给我讲那些陈年往事。
听伯父讲，我们老家住在陕西蓝田县一个叫做支家沟的地方，那个村子座落在西安市和蓝田县的交界处，闲暇时，村里一些人常常步行去西安城隍庙里看戏，看完戏后又成群结伙步行回到村里。可见我们村离西安市并不遥远。
伯父并没有讲过民国十八年的那一场灾难，只是说关中平原的麦田一眼望不到边。一到麦收季节，四面八方赶麦场的麦客全都涌到关中，割一亩麦子两毛钱，他一天割过五亩麦子，挣一块现大洋。
唉——，伯父一声长叹：可惜那样挣钱的好日子并不多，一年只有几天。伯父讲了一个笑话：说的是父子两个陕北人到关中赶麦场，看到一望无际的麦田时惊呆了，父亲对儿子说：这么多的麦子三年都割不完，咱们干脆到庙里睡觉去。父子俩睡了三天，起来一看，只见麦子全部割完运走了，农民们为了赶秋种，在割完麦子的田里已经堆满了农家肥，父亲又对儿子说：哎呀呀，咱们幸亏没有割麦子，你看，田里热死了多少人，起了多少坟堆！
那误把粪堆当坟堆的父子二人肯定已经作古。现今的关中，西安市容扩大了十几倍，一望无际的麦田被一幢幢现代化建筑逼迫得不停地后退，坐上汽车走半天，才能看见被割裂得七零八落的麦田。奇怪的是，麦田越来越少，可是人们餐桌上的食品却越来越丰富，现代科技使粮食产量数倍翻翻，那种遍地饿殍的现象早已成为过去。
时光的碎片来回跳跃，无论如何也拼凑不成一幅完整的画卷，思绪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游走。还是信马由缰吧，走到哪儿就歇到哪儿。
父亲十多岁时，便在一家磨坊找了个磨面的差事。父亲说：磨坊一共有两盘石磨，蒙着眼睛的毛驴不停拉着石磨转圈，那头毛驴偷懒了，父亲便用树枝在毛驴屁股后边打一下。罗面的女人叫“三婶”，我没有见过三婶的面，不知道三婶长什么样，父亲说三婶是伯父的相好。父亲还说三婶心地善良，父亲的日常生活起居全靠三婶料理。
关于三婶的情况我就知道这么一点。记得有一年清明，伯父领着我，沿着杂草丛生的小路，来到西沟坡一冢土坟前。伯父命我跪下，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叠冥钱，一张一张地慢慢点燃，昏花的老眼里有泪珠在转……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伯父流泪，内心有一种天塌地裂般的震撼。有一次我问伯父：那坟堆底下埋的是谁？伯父只是淡淡地回答我：你叫三婶。
伯父就是这样，把困苦和不幸看得很淡。跟伯父在一起的日子，我很少看到伯父的脸上有愁容显现。伯父特爱下象棋，常常在街边的棋摊前一蹲就是半天，有时下着下着竟然吵起架来，跟人家红脖胀脸地对骂一阵子，骂完后又蹲下来重新对弈，赢了棋时得意忘形，输了棋后老不服气，脖子上的青筋一根根暴起来，好像对手就是他不共戴天的死敌。那些棋友们都了解伯父的脾气，一般跟他不上计较。但是有时也故意逗他，惹伯父发火。同样爱下棋的韩叔曾经说过：看老支哥发火比看戏还过瘾。
眼见得父亲一天天长大，给父亲说不下媳妇成了伯父最大的心病。可是老哥俩来凤栖十多年，根本就没有攒下钱。平时，伯父总爱喝两口，有时还到赌场里赌两把，挣俩钱顺手花光了，哪有钱给兄弟说媳妇？正在这时，子九叔给伯父瞅下一门好生意，问伯父敢不敢去。
干啥哩么？除过杀人、抢人、偷人咱不去，再没有咱不敢去的。伯父挖子九叔一眼，显得不屑一顾。
子九叔把嘴搭在伯父的耳朵上，神秘兮兮地说：贩运军火，你去不去？
啥？伯父瓷瞪起双眼，你再说一遍。
子九叔如此这般，好一阵比划。
伯父终于听明白了。那年月八路军在陕北，国民党在西安，两家子面合心不合，国民党在凤栖驻扎重兵，对延安实行封锁。八路军没有给养和枪炮子弹，有些老百姓瞅准了这门生意，私自贩些枪弹到延安去卖。听说发了大财。
——一支三八步枪从西安运到延安能赚这些钱，子九叔把伯父的手拉过来藏在他的破夹袄底下，攥住了伯父的三个手指头。
啥？三块钱？那不是抢人哩么！伯父大声嚷起来。
值。子九叔反而不慌不忙，咱把脑袋提在手里干那营生，钱给的少了当然没有人去。
开始时伯父还有些犹豫，可是经不住一杆枪赚三块大洋的诱惑，终于跟子九叔达成协议，两人共同干起了贩运枪支的生意。
伯父没有讲过贩运枪支的危险和艰辛。只是说从凤栖临走时借了五十块银元的高利贷做本钱，跟一伙赶骆驼贩皮货的内蒙商人一起，踏上了远行的路。以后一年多，伯父从凤栖消失了，伯父临走前只对父亲说他要出一趟远门，父亲也不知道伯父到底去了那里。年底，放贷的胡三来找父亲，拿出伯父临走时写的五十块银元的借据要父亲还钱，父亲那来那么多的钱还债？正好国民党抽丁（征兵），按规定两丁抽一，胡三家两个儿子，必须有一个儿子当兵，为了还伯父的欠债，父亲顶替胡三的儿子抽了壮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