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说：“我可以预计，你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将这个人挤出这一行，并在这一行在费城获得一笔财富”。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我已经打算在这里或者别的地方开业。

这些朋友日后对我帮助很大，我也不时帮助他们。

他们终其一生都敬重我。

在我讲述我正式开业前，我最好让你知道我那时候对伦理道德的看法，你也可以看得出，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未来生活。

我的父母很早就让我对宗教产生了深刻印象，使我整个童年都虔诚地反对英国国教。

但我那个时候只有15岁，当我发现在我读的不同的书里有不同观点以后，我就开始怀疑圣经本身了。

一些反自然神论的书籍被我碰到了，据说博依尔布道的要旨都在里面。

它们对我的影响恰恰和它的原意相反，为了反对自然神论它们引用了自然神论的观点，但那些在我看来，却比驳斥人的理由更有道理。

总之，我不久就成了一个完全的自然神论者。

我的观点把一些人，尤其是柯林斯和拉尔夫引入歧途，但是这两个人毫无良心地使我大吃苦头。

再想起基思对我的行为（他也是自由思想者），还有我对弗农和里德小姐的行为，那些都不时引起我的愧疚。

我开始怀疑自然神论的教义。

自然神论的教义可能是真理，但却是没有什么用途的。

我在伦敦写的小册子中，引用了德莱顿下面的诗句作为格言。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尽管半盲的人

只看见链条的一部分，最近的那部分

他的眼睛却看不见

那在一切之上的公平那杆秤

这本小册子还从上帝的品性，他的无边智慧，他的仁慈与力量得出结论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可能有错误的东西，善和恶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东西。

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并不像我曾经认为的那样是明智之极的。

我开始怀疑，有些错误可能不知不觉得加入了我的观点，以至影响了随之而来的结论，这种情况在推理过程中是经常发生的。

我渐渐地相信，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对于人的幸福最重要的是真诚与正直。

我于是写下了决心书，决心书还留在我的日记里。

我决心终生侍奉它们。

圣经本身对我没有什么重要性，但是我有个想法，深以为然，我们不能认为某件事情因为被禁止去做就认为那是不对的，不能因为某事要求人们去做就认为它是对的。

然而，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来的话，某些事情之所以被禁止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是有害处的，某些事情之所以要求人们去做，是因为那是对人们是有益处的。

这种信念，靠着上帝的赐福或者守护天使的保护，或者偶然的有利情形或者环境，或者三者的合力，保护我度过青年时代的危机；在父亲不在身边，得不到父亲的劝告的时候和陌生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危机。

没有因为任性而产生严重的缺德和不义行为，而这些，本来因我缺少宗教信仰而产生。

我说“任性”这个词，是指在前面我所提到的那些事例中，我由于年轻，没有什么经验，包括别人的无赖行为，都包含了必然性在其中。

在我进入社会的时候，我的品德还是可以的。

我很珍视它们，并且决心保持它们。

我们回到费城不久，新的印刷机就运到伦敦了。

我们在凯默知道之前和他算清了帐，得到他的同意离开了他。

我们在市场附近找到了一间出租房，把它租了下来。

那个时候房租一年只要24镑，后来听说要70镑一年，为了减少房租，我们就让安装玻璃的工人托马斯戈弗雷一家和我们一起住，他要负担相当一部分的房租，我们还把伙食包给他们。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放还印刷机，拆开铅字盒，我们的一个朋友乔治毫斯就带了一个乡下人来，他在街上打听印刷东西的地方。

我们所有的现金都用于购置各种东西了，我们已经身无分文了，这个乡下人的五先令是我们赚到的第一笔收入，它拿的正是时候，它比我以后赚的任何一个5先令都令我开心。

由于对毫斯的感激我更乐意帮助那些刚开业的人，要不是他，我可能不会怎么热心。

在每个国家都有预言世界即将毁灭的人。

那个时候，在费城就有这样一个人，一个很有名的老头，看上去很有智慧的样子，讲话的时候态度很严肃，他的名字是塞缪尔米克尔。

这个人，我并不认识他，有一天，他来到我的门前，问我是不是那个最近开了一家印刷所的年轻人。

我回答说是的，他说他很难过听到我这么说，因为开印刷所要很多钱的，我所花费的这些钱都会没有的。

因为费城即将完蛋，人们都处于半破产状态。

所以和它相反的现象，像新建筑物的不断建成，房租不断上涨，这些他认为都是假象。

所以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属于要毁掉我们的东西。

他非常详细地向我讲述了现存的或者即将出现的一些不幸之事，他说的这些让我十分忧郁。

如果我在创业之前碰到他的话，我可能永远不会做生意的。

这个人继续住在这个不断走向毁灭的地方，重复同样的论调。

但是，后来，他买了他第一次悲观预言地方的一所房子，价格是他预言时候的五倍，这让我很高兴。

我本应该早就提到一件事情，在上一年的秋天，我把我所认识的大部分聪明的人集合在一起，开了一个俱乐部，它的名字叫“讲读俱乐部”，俱乐部的宗旨在于相互提高。

我们每个星期五的晚上聚在一起。

我制定了俱乐部的规则，要求每一个人应该轮流提出一个或者数个有关道德、政治、自然哲学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没3个月提交一篇自己写的文章，可以是他喜欢的任一问题。

我们的讨论在社长的指导下进行，本着探求真理的真诚精神，不应该有爱争辩或者求胜的心态。

为了防止激动，一切过于自信的肯定表述和针锋相对的争辩都是被禁止的，如果违反规定就要处于小额罚金。

“讲读俱乐部”的第一个成员是约瑟夫布赖特纳尔，他是公证事物所的契约抄写员，脾气很好，对人友善，已经人到中年，特别喜欢诗歌，凡是他能碰到的书他都要拿来看，写了些还行的作品，善于做些小东西，通情达理。

托马斯戈福雷，一位自学成才的数学家，他对数学方面很有研究，后来他成为“哈德里像限仪”发明者。

但是除了数学，他对别的基本不知道。

他不是一个另人愉快的伙伴，就像我碰到的大多数伟大的数学家一样，他要求对谈到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求精确到底，无休止的区别和否定那些琐碎的事情，这样就防碍了大家谈话的进行。

不久，他就退出了俱乐部。

尼古拉斯斯卡尔，一个测量员，后来成为了测量局长，他喜欢读书，有的时候也写点诗。

威廉伯森斯，一个做鞋的，喜欢读书，数学知识挺丰富。

他开始学数学是为了学习星象学，但最后他却嘲笑星象学。

他也成为了测量局长。

威廉麦格里奇，一个工匠，一个技艺非常精巧的工匠，老实聪明。

林梅雷迪斯，斯蒂芬波茨，乔治韦布，这些人我前面都谈过。

罗伯特格雷斯，一个家境富裕的年轻绅士，慷慨大方，活泼聪明，爱讲双关语，爱朋友。

还有个叫威廉科尔曼的，他是一个商店的店员，大概和我年龄差不多，他是我所见过的人里面头脑最冷静，心肠最好，品行最端庄的人。

他后来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商人，也是我们州的一个法官。

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后有40年的时间，“讲读俱乐部”也延续了那样长的时间，它是我们州最好的一个研究哲学、道德和政治的学术团体。

我们讨论前的一星期提出问题，围绕提出的几个问题去阅读，这样在讨论中就可以针对问题发言。

我们也在讨论中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所有的事情都控制在规则之内，这就防止了相互之间的冲突。

正因为这样，这个俱乐部才能长期存在，关于它，我以后还会不时提到。

我在这里讲这个俱乐部的事情是为了让你知道我当时的目的是什么。

俱乐部里的每一个人都尽力为我招揽生意。

布赖特纳尔特别从教友会为我们拉到一笔印刷40印张教友会历史的活，其余的则由凯默印刷。

这笔生意我做的非常辛苦，因为它的价格很低。

要用12点活字印成《为祖国》式的对开本，还有很长的用小字号印刷的注释。

我每天排一张的版，梅鲁迪斯就在印刷机上把它印出来，等我为第二天工作做好排版的时候，这样常常工作到晚上11点，有的时候甚至更晚，因为我的朋友们不时给我们介绍的小生意耽误了进度。

但我决定每天完成一张。

一天晚上，当我排好版的以后，我以为今天的工作总算结束了，可是一不小心弄乱两个字版中的一个，有两页的铅字乱成了一堆，我马上拆了版，重新再排，然后才上床睡觉。

我的勤劳都看在邻居们的眼里，我的名声和信誉也就随之而增加。

特别是当我听说，商人的晚间俱乐部提到我们这家新开的印刷所的时候，大家普遍认为这家印刷所一定会倒闭，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有两家印刷所了，凯默印刷所和布雷福德印刷所。

但是，贝尔德博士（许多年以后，我们在他的家乡圣安德鲁斯见过他）持相反的意见，他说：“那个富兰克林的勤奋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当我晚上从俱乐部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他还在工作。

周围邻居还在床上睡觉的时候，他已经起来工作了。”

他的话打动了大家，不久，一个文具商要供货给我们代销，但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决定开文具店。

我这样详细地强调勤劳，好像我在自己吹嘘自己，我的目的是当我的后代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能够了解勤劳给我带来的好处的时候能够明白这一美德的价值。

乔治韦布，她有个女朋友，她借给韦布一笔钱，这样韦布就用这笔钱买回同凯默签定合同时限定的时间。

现在韦布来找我，希望来我这里工作。

我那个时候不能雇佣他，但我愚蠢地告诉了他我不久打算办一张报纸的秘密，那个时候也许我可以用他。

我告诉他，我有希望成功，因为布雷福德印刷的城里的惟一的那张报纸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管理的很差，枯燥无味，但是却有利润。

因此，我想到办份好的报纸一定可以赚大钱。

我叫韦布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却告诉了凯默。

凯默就抢在我之前，登出了他要办报纸的事情。

韦布也因此被雇佣。

我很生气这件事情，但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力量办报纸。

为了对付他们，我写了几篇有趣的文章发表在布雷福德印刷的那个报纸上，文章署名“爱管闲事的人”，后来布雷福德把它延续了好几个月。

这样，公众的注意力都转到这个报纸上，凯默的办报计划由于我们的冷嘲热讽就没有人注意了。

然而，他还是开始办他的报纸，9个月以后，他的订户最多也只有90户。

最后，他只好把这份报纸贱价卖给我，我早就准备好了要接管这个报纸，就马上买过来了。

在几年之内，这份报纸就成了我十分赚钱的生意。

尽管我和梅鲁迪斯的合作还在进行，但我感到我说话的时候更倾向于只提我自己。

原因在于，事实上，所有的经营和管理都是我在负责。

梅鲁迪斯不懂排版，印刷也不在行，头脑也很少有清醒的时候。

朋友们都很很惋惜我和他合作，不过我还是尽量搞好我们的合作。

我们出版的首张报纸和这里以前出版的报纸有很大不同。

字迹更清楚，印刷更精美。

我针对伯内尔州长和马塞诸塞州议会之间正在进行的争论写了一篇观点偏激的文章，引起了一些重要人物的关注，使得这个报纸和他的主办人成了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

几个星期以后，他们就成了我们的订户。

他们成为了其他人的榜样，大家都来订我们的报纸，我们的订户在不断地增加。

这是我学写小文章以来获得的第一个小成果。

另一成果是，一些重要人物看到报纸掌握在一个能动笔写文章的人的手里，应该给予资助和鼓励。

布雷福德还在印刷选举票、法律文本以及其他的公家生意。

他印了一份给州长的呈文，印刷的很粗糙，有很多错误。

我们精美而又正确地重印了它，然后发给每一个人。

这样差别就一目了然了，就增加了我在议会中的支持者说话的份量。

所以，议会就通过了决议，把下一年的印刷业务给我们做。

在这些议会的朋友们里面，我绝对不会忘记的是我前面提到的汉密尔顿先生。

他是州议会的议员，他那个时候回到了英国。

他在这件事情上大大地帮了我一把，像他以后在其他事情上一样，他一生都在帮助我。

弗农先生这个时候提醒我欠他的那笔债，但并没有催我还。

我写了一封坦率的信给他，希望他再宽限一点时间，等我有钱还的时候，我会连本带利还给他，并不断地表示感谢，他同意了。

我的错误预算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纠正。

但是现在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麻烦来了。

梅鲁迪斯父亲按照他对我们的承诺，他要为我们支付开办印刷所的费用。

他预付了100镑也只能付100镑，我们还欠设备商人100镑，商人变的没有耐心，等不及了，就去法院告了我们。

我们交纳了保释金，但是我们不能按时还钱的话，法院就要宣判强制执行，我们的美好愿望也就要完蛋了，因为印刷机和铅字都要卖了抵债，也许只能卖个半价。

在这个生死系于一线的时候，我两个真正的朋友分别来找我。

他们的情义我永远不会忘记，只要我还能记起任何事情我就不会忘记。

他们相互间并不认识，也没有我的要求，他们志愿为我垫付所有的款项，这样我就可以单独经营这个印刷所，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不喜欢我继续和梅鲁迪斯合作。

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梅鲁迪斯经常在大街上醉熏熏的，在啤酒店里玩些低级游戏，这对我们的名声不好。

这两个朋友是威廉科尔曼和罗伯特格雷斯。

我不能提出单独干的建议，如果梅鲁迪斯他们能根据协议完成他们那一部分任务的话。

因为，我认为只要他们能履行合同的话，我就有义务遵守合同。

如果他们不能履行合同的话，那么我们的合作关系就可以解除，那我就可以自由地接受我朋友的帮助。

事情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对我的合伙人梅鲁迪斯说：“也许你父亲并不想你参加我们的这个生意，他可能不愿意为你和我垫钱，也可能他愿意为你出钱，但不愿意为我出。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告诉我，我会把整个生意给你，我去做我自己的生意”。

梅鲁迪斯说：“不，事情不是这样的。

我父亲确实很失望，他是真的没有钱。

我也不愿意为难他老人家。

我知道这个生意不适合我做。

我从小就是干农活的，我30岁的时候到城里来当学徒，简直就是对我的嘲弄。

我们许多威尔士的人都去北卡罗莱那州定居了。

那个地方地价便宜，我想和他们一起去那里，干我的老本行。

你可以找你的朋友帮你一把，如果你能负责印刷所的债务，还我父亲原来垫付的100英镑，还掉我的那点私人债务，给我30镑和一副新的马鞍，我就退出我们的合伙，整个印刷所就是你的了。”

我同意了他开出的条件，我们就起草了一份协议，然后签字。

我把他所要求的东西都给了他。

不久以后，他就去北卡罗莱那了。

第二年，他寄了两封长信给我，其中一封是有关那地方的最好叙述。

信里提到了当地的气候、土壤、农业等，他对这些很熟悉。

我把他的信在报纸上发表了，公众对之很满意。

他一走，我就去找那两位朋友。

我不想显出对谁有偏爱，所以从他们给的钱中各取了一半，还清了债务，公开对外宣布结束合伙，开始由我独立经营。

我想这大概是1729年的事情。

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人们要求发行更多的纸币，因为当时州里只有15000镑的纸币，而且还在不断减少。

富人反对纸币的任何增加，因为他们担心那样的话会像新英格兰那样，纸币增加而导致纸币的贬值。

我们在我们的“讲读俱乐部”讨论了这一观点。

我站在增加纸币的那边，因为1723年第一次发行了数额不大的纸币以后，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增加了就业机会，州里的居民人数也增加了。

我看到所有的老房子都住了人，许多新的房子也在建造之中，我很记得很清楚，当我第一次走在费城大街上的时候，我啃着我的松卷，看到胡桃街，第二大街，前大街的房子上都贴着招租的条子，我那个时候就想，这个城市的居民在不断地逃离这个地方。

我们之间的争论使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问题上去，我还写了一篇匿名的小册子，名字就叫《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

它在普通老百姓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凡响，但是富人不喜欢它，因为它增强了增加纸币的呼声，他们之中恰好又没有人写文章来反驳它，所以反对增加纸币的意见的声音就小下去了。

我的观点得到了议会多数的赞同。

我在议会中的朋友们觉得把印刷纸币的业务给我是我应得的奖赏，那是个非常有利润的生意，对我帮助很大。

这是我写作带来的又一个好处。

增加纸币的效用随着时间的过去是如此的明显，以后就再也没有争辩了。

纸币的数量很快增加到55000镑，1739年则增加到80000镑，在战争时期则达到了350000镑。

商业、建筑、居民人数都在增长。

虽然我现在想，发行纸币也有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也可能是有害的。

不久，我通过朋友汉密尔顿的帮助拿到了印刷纽卡斯尔纸币的业务，在我看来，那又是一笔利润丰厚的生意。

对于做小本生意的人来说，一些小事情也显的很重大。

这些生意使我大受鼓舞，也确实利润不少。

他还帮我得到了印刷那个州的法律文件和选票的业务，这项业务一直持续到我从事印刷业的所有时间。

我现在开了一家小小的文具店。

店里有各种各样的发票，在当时，是式样最齐全的。

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多亏了朋友布赖恩特纳尔的帮助。

怀特马施是我在伦敦的时候认识的排字工，一个非常优秀的工人，他这个时候来到了我这里，和我一起工作，人很勤奋。

我还收了一个学徒，就是阿奎那罗斯的儿子。

我现在开始逐步偿还印刷所的债务。

为了商人的信誉和品行，我小心谨慎，勤俭节约，避免一切于之相反的东西。

我穿着朴素，我从不在无益的娱乐场所出现，也不出去钓鱼或者打猎。

确实，有的时候，因为读书使我耽误了工作，但那是极少数情况下的事，而且是秘密的，没有闲话。

为了显示我并不是高高在上，我有的时候就推着一辆小车把买来的报纸运回家。

这样大家认为我是一个勤劳上进、又守信用的年轻人。

我从不拖欠，所有文具批发商都拉我做他们的生意，其他商家也主动要求我替他们代销书籍。

我可真是一帆风顺。

同时，凯默的信用和生意却每况愈下，最终被迫把他的印刷所卖了来还债。

他去了巴巴多斯，在那里住了些个年头，穷困潦倒。

凯默有个学徒，他的名字是大卫哈里，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指导过他。

他买下了凯默的机器设备，在费城开起了印刷厂。

我开始担心他会成为我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为他的朋友能干又有势力。

因此，我提议和他合伙，幸运的是他轻蔑地拒绝了我。

他这个人很狂傲，穿的像个绅士，生活奢侈，经常在外面寻欢作乐，债务缠身，疏于管理他的生意，因此也没有业务可做，最后他带上他的机器，也和凯默一样去了巴巴多斯。

在巴巴多斯他雇佣了他原来的老板做工人。

他们经常吵架。

哈里仍然不断地负债，最后被迫把机器卖了返回宾西法尼亚种田去了。

那个买下哈里机器的人继续雇佣凯默操作这些机器，几年以后他就去世了。

现在，费城除了一个老对手布雷福德就没有人和我竞争了。

布雷福德现在生活富裕舒适，他只是雇些零工偶尔干些散活，对生意不是很担心。

但是，由于他负责管理邮局，人们认为他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新闻，他的报纸在投放渠道上也比我有优势，他的广告业务也比我多，这对他很有利却对我不利。

事实上，我也通过他的邮局收发报纸，但是大家并不知道，我们是私下里秘密进行的，我是通过贿赂邮局的骑师来进行的。

布雷福德知道了就会毫不留情地禁止，这种行为使我大为恼怒，也因此有点鄙视他。

因此，当日后我处在他的位置时我从不学他的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