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由于我住的地方离小不列颠离印刷所太远了，所以我就在公爵街另外找了个住的，就在天主教堂的对面。
他位于一栋意大利两层楼货栈的后面。
那个货栈由一个寡妇打理，她有一个女儿，一个女佣，还有一个看守货栈的工人。
不过，那个寡妇却住在外面。
她到我最后住的那个地方打听我的人品以后就同意我租住在那里，租金是每星期3先令6便士。
就像她所说的那样，有个男人住在这里她可以获得某种程度上的保护，所以她要的租金很便宜。
她是一个老寡妇，是牧师的女儿，曾经是个新教徒，但后来随她的丈夫该信天主教。
他提起他的丈夫的时候是满怀尊敬的。
她在上层社会中生活了好一段时间，因此知道许多有关他们的奇闻逸事，甚至是查理二世那个时期的事情。
她因为膝盖害痛风病，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因此，她很少走出自己的房间，所以她有的时候想有个伴。
和她在一起是很开心的，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她愿意我就会去陪她。
我们的晚餐是每人半条风尾鱼，一小块面包和黄油，以及半品脱的淡啤酒，乐趣就在和她的谈话中。
我的作息时间很好，基本上不会打扰她们，这就让她不愿意我离开。
当我对她谈起我听说离我工作不远的地方有个住处（我是想省点钱，所以才向她提的），每周只要2个先令的租金的时候，她就叫我不要考虑那个地方，她会在以后的租金里给我减掉2个先令。
这样在我在伦敦的时候我就一直呆在那里，每周的租金是1先令6便士。
在她屋子的顶楼，幽居着一位70岁的老处女，她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
房东告诉了有关她的事情。
她是个罗马天主教徒，当她年轻的时候被送到国外，住在一个修道院里成为了一名修女。
但那个国家不欢迎她，所以她就回英国来了，但是英国又没有修道院，她就发誓要在这样一种环境里过一种修女的生活。
因此，她把她的所有的财产捐出来做慈善，只留下每年的12镑生活费，这其中的大部分她还拿出来做善事，自己只喝稀饭度日，火只在煮粥的时候才用。
她在那个阁楼住了好多年了，房东也信天主教，她认为让她住那里是她的福气。
一个神父每天都来听她的忏悔。
房东说：“我问过她，她做的那样好，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向神父忏悔？”
她说：“是这样的，人不可能没有坏的思想。”
我得到允许去拜访她，她很高兴我的到来，很礼貌地对我，愉快地同我交谈。
房间很干净，但除了一垫子、一张放着十字架和书的桌子、一张她让我坐的凳子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还有一张画，在壁炉上面。
画里圣维朗尼正在展示她的手巾。
画里的基督脸上流着血，她很严肃地向我解释那幅画。
她看起来脸色很苍白，但却从来没有病过。
我把这当作另外一个例子来证明无论收入多么少都可以过一种健康的生活。
在瓦茨印刷所里，我认识了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就是威盖特。
他有很富有的亲戚，比印刷所里的其他人受过更好的教育。
他会说法语，拉丁文也还过的去，并且酷爱读书。
我教过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学游泳，学了两次，他们就游得很好了。
他们俩个人就把我介绍给乡下来的一些乡绅们，他是坐船去切尔西参观大学和丹沙特罗的珍品收藏。
在我们回来的路上，威盖特讲的有关我游泳技术的事情激起了大家的好奇，在大家的要求下，我脱掉衣服跳进河中，从夏尔西附近一直游到布来克夫里亚，一路上玩着水上水下的各种花样，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新奇花式，所以感到很惊讶也很开心。
我还是在孩子的时候就很喜欢这样的运动，并且曾经研究和实践过色文若提到过的各种动作和姿势，还加入些自己创造的动作。
这样对游泳很实用并且游得很优美。
所有这些东西我都趁这个机会显示给我的伙伴们看，他们的赞赏使我很开心。
威盖特很想在这方面成为一个能手，加之我们所学的东西很相近，我们就走得越来越近。
最后，他向我建议一起游遍欧洲，所到之处，靠我们的手艺赚钱维持生活。
我一直就有这样的想法，但当我向我的好朋友德纳姆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经常有空就去他那里呆上个一个钟头），他我不要这样，建议我只想着回宾西法尼亚的事情。
他正要回宾西法尼亚。
我得讲讲德纳姆这个好人性格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他以前在布里斯托尔做生意，但是生意失败欠了许多人的债，他就还了一部分就去美洲了。
在美洲，他专心做生意，几年之内就赚了一大笔钱。
他和我同船回到英国以后，把他原来的债主都请来，大加款待，感谢他们昔日对他们宽大处理的恩惠。
他们原来以为不过是款待他们一顿而已，但当他们移动自己的盘碟的时候，下面都有一张支票，除了还清他们的欠款外还有利息。
他告诉我他打算回到费城去，并且要带很多货物过去在那边开个商店。
他建议我去给他做店员，管帐（他会指导我），抄写信函以及照看商店。
他还说，当我熟悉这些生意以后，他会升我的职，让我运一船面粉和面包等货物去西印度群岛，让我从其它方面获得佣金，那是很可观的数目。
如果我做的好，会奠定我自己事业的基础。
这让我很高兴，因为我已经开始厌倦了伦敦，不由得想起来在宾西法尼亚的快乐生活。
我希望马上重温它。
因此，我立即同意了一年50镑宾西法尼亚币薪金的协议，它确实比我当排字工人的工资少了些，但是前景更好。
我现在离开印刷业了，我当时还以为是永远离开了。
我每天忙着我的工作，每天和德纳姆出去，在各种各样的商人间周旋，购买各种各样的商品，查看货物的包装，出差，叫工人发运货物等等。
当所有这些货物都运到上商船以后，我有几天的休假。
在这些天里，有一个我只闻其大名的人，威廉温德姆，他派人邀请我去他那里。
我很惊讶，就去拜访他。
原来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听说我能从夏尔西游到布来克夫里亚，并且在几小时内教会了威盖特和另一个年轻人游泳。
他有两个儿子，打算不久要去旅行。
他希望在他们旅行之前让他们学会游泳。
如果我能教他们的话，他会重谢我的。
他们现在还没有来伦敦，并且我也不能确定自己在伦敦还能呆多久。
所以我就应允这件事。
但是，从这件事情我想如果我留在伦敦的话我可以办个游泳学校，应该可以赚到不少钱。
这种想法使我很动心，如果这个建议早点提出来。
可能我就不会这么早返回北美去了。
许多年以后，你和我和威廉温德姆爵士两个儿子中的一个联系过比游泳更重要的事情，那个时候，威廉温德姆爵士已经是挨格蒙的伯爵了，这件事情，我会在以后再谈。
就这样，我在伦敦呆了18个月，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努力工作，小部分时间花在看戏和读书上。
我的朋友拉尔夫让我很穷，他欠了我大概27英镑，现在我不可能收回这笔钱了，在我微薄的收入中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尽管这样，我仍然喜欢他，因为他有许多好的品质。
虽然我没有在这里赚下大钱，但是我结识了一些聪慧的朋友，和他们的谈话使我受益颇多，并且我在这里还读了不少书。
1726年7月23日，我们从格拉尔夫森德开始出发。
关于我旅程中的事情，我会在我的日记中提到，我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那些事情。
也许日记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对我未来生活的规划，那都是我在海上的时间规划的。
我做出那个规划的时候还很年轻，但是我一直到年老的时候都忠实地执行那个规划，所以值得你特别注意。
我们是10月11日抵达费城的。
我发现费城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
基思已经不在是州长了，他已经被戈登少校取代了。
我见他像一个普通公民那样在大街上走路。
当他见到我的时候，似乎有些惭愧，但什么也没有说，径自走过去了。
我见到里德小姐的时候也应该是一样的惭愧。
在接到我的信后，里德小姐的朋友们觉得我没有理由可能回来，所以她们就劝她嫁给另外一个人，一个叫做罗杰斯的陶瓷工。
但是，和他在一起，里德小姐从来没有开心过。
不久，里德小姐就和他分开了，拒绝和他住在一块，拒绝使用他的姓。
现在外面都传他已经有了另外一个老婆。
他是一个卑劣的人，但手艺不错，这就是让里德小姐的朋友们痛心之处。
罗杰斯陷入债务危机，他在1727或者1728年的时候逃去西印度群岛了，后来死在那里。
凯默的铺子扩大了规模，又开了家商品丰富的文具店，购进了许多新的字盘和技术不行的新伙计，生意好像很不错。
德纳姆把他的店开在水街，货物也陈列在店里。
我勤恳地工作，学习会计。
在不长的时间内，我就很擅长于销售了。
我们在一起吃住，他向父亲一样教导我，对我很真诚。
我也很尊敬爱戴他。
我们本来可以愉快地合作下去，但是，1726或者1727年的2月，当我刚过完我21岁的生日的时候，我们两个都病倒了。
我得了肋膜炎，差点没有命了。
我痛苦之极，心里已经放弃了生存的希望。
所以，当我病好的时候，我都有些失望，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后悔，我知道，总有一天，我还要遭受死亡的痛苦。
我忘了德纳姆先生得的是什么病，他病了很长时间，最后病死了。
他在他的口头遗嘱了给我留下了一笔小遗产，算是他对我的友谊的表示，然后他就走了，再一次我要独自面对这个广阔的世界。
他的店由他的遗嘱继承人接管，我在他那里的工作结束了。
我的姐夫霍姆斯那个时候正在费城，他建议我重做我的老本行，凯默也以可观的年薪来诱惑我为他管理印刷厂，这样他就可以更好地把精力投入文具店。
我在伦敦的时候，从他夫人和他的朋友那里知道他的品德不好，我不喜欢再给他做事。
我想再找个店员的工作，但是，却不是那么容易找到，我只好再次走近凯默。
他的印刷所里有这些人，他们是：休梅雷迪斯，宾西法尼亚的威尔士人，30岁，从小做农活，诚实，聪明，有敏锐的观察力，喜欢读书，但是酗酒；斯蒂芬波茨，一位年轻的乡下小伙子，也是从小开始干农活，天生聪明，富有智慧和幽默感，但是就是有点懒。
凯默和他们约定一个非常低的周薪工资，但是每隔3个月加1个先令的工资，这就由他们的技术进步所决定。
他用这种逐渐涨工资的办法来吸引他们。
休梅雷迪斯负责印刷，斯蒂芬波茨负责订书。
根据凯默和他们的协议，凯默要教他们，尽管凯默对这两者都不一窍不通。
约翰，一个野蛮的爱尔兰人，他什么事情都不会做，他是凯默从一位船长那里买来的，他要为凯默做4年的事，他也要做印刷工。
乔治韦布，他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凯默也买了他4年的服务，凯默打算让他排字，我以后还要讲到他。
戴维哈里，也是一个农村来的孩子，凯默收他当学徒。
不久我就发现凯默出比以前高的工资给我的目的。
他就是要我来训练这些廉价的劳动力。
当他们掌握了这些技术以后，他就可以不要我了。
因为这些人和他都是师徒关系，是有合同的。
然而，我还是开心地做事，把印刷所搞得井井有条，原来这里可是一团糟。
我使工人专心工作，他们的技术也不断有提高。
一个牛津大学的学生卖身为奴，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他还不到18岁，他告诉了我他的身世。
他出生于格洛斯特，在那里的文法学校学习。
当他们演出戏剧的时候，由于他非常突出的演艺才能，他在同学中声名远播。
他是那个地方“幽默社”的成员，他写过不少诗，并印在格洛斯特报上，然后他就因此被送到牛津大学学习。
他在牛津大学呆了一年，但是没有什么满意的，他只想去伦敦和做演员。
后来，他获得了15幾尼的季度奖学金，他没有用这个奖学金来还债而是离开了学校。
他把自己的校服藏在荆豆丛里面，然后徒步到了伦敦。
在伦敦他没有朋友指点，又结识了坏人，不久就花光了他的15幾尼的季度奖学金，又没有找到进入戏剧界的路子，成了个穷鬼，就把衣服当了，面包也没有吃了。
当他空着肚子在街上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时，一张兵贩子的传单塞到了他手上，传单上说凡是愿意去美洲服务的人立刻就可以得到食物和奖励。
他马上去签了合同，就上了船。
他从来没有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们有关他的事情。
他聪明、活泼，品性良好，是个令人愉快的伙伴。
但是他也有某种程度上的懒惰、轻率和不审慎。
约翰，那个爱尔兰人，不久就逃跑了。
我和其他人都相处愉快，当他们发现凯默不能教导他们以后，而从我这里他们每天都能学到东西，他们就更加尊敬我了。
由于凯默要做礼拜，所以我们星期六不用上班，因此，我每星期有两天读书的时间。
我认识的聪明的城里人越来越多。
凯默他自己对我很有礼貌，带着显而易见的尊敬。
我现在没有任何忧心的事情，除了我欠弗农的那笔钱。
由于我不善于理财，我现在还没有能力还。
不过，弗农倒是还没有向我要过。
我们印刷所里的铅字经常不够，并且那个时候在北美也没有浇铸铅字的人。
我在路伦敦詹姆斯的住所看过人们浇铸铅字，但我那个时候并没有太注意。
不过，我现在做了一个铸模，用字母做打印器，打在铸模的铅上。
通过这种方式就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所有的空缺铅字。
我也偶尔刻几块铜板，制造油墨，我还是仓库的管理员等等，总而言之，我就是一个打杂的。
但是，不管我怎么任劳任怨，我发现当其他人的技术不断进步的时候我的地位也就越来越不重要了。
当凯默付给我第二季度工资的时候，他就让我知道他的负担很重，应该减少点工资。
他变得对我没有原来那样客气了，老摆他的老板架子，经常挑我的错，吹毛求疵，我们之间的战争似乎一触即发。
尽管这样，我想他这样部分可能是因为他经营困难，因此不断忍耐，继续我的工作。
但是，我们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因为一件小事爆发了。
那天，法院旁边突然吵吵嚷嚷的声音，我就把头伸出窗外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凯默那个时候正在大街上，他看到了我，他大声地对我嚷嚷，叫我好好做自己的事情，并说了些责怪的话。
他在大家的面前这样对我，我很生气，这时候，所有往外面看热闹的邻居都看到了他是怎么对待我的。
他立即跑到印刷所，继续和我争吵。
我们两个人都高声争吵。
他按照我们签定的合同给我一个月的解雇预先通知，并且说他很后悔给我这么长的预先通知时间。
我告诉他，他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我马上就会走。
然后，我戴上帽子，就走出门了，在楼下，我碰到了梅鲁迪斯，我希望他收拾下我的东西，并且把它们送到我的住处来。
梅鲁迪斯晚上就到我这里来了，我们谈论下我以后的去路。
他对我很尊敬，他不想我离开印刷所而他还留下来。
当我想要回老家去的时候，他劝我不要去。
他提醒我，凯默已经资不抵债了，他的债权人已经不安起来。
他的文具店也经营的很差，为了钱文具店的东西经常没有利润就卖了，经常赊卖东西却不记帐，因此他必然要破产，那样我就可以乘虚而入了。
我说，但是我缺少资金。
他就说，他父亲对我评价很高，很看好我，他从他和他父亲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如果我愿意和他一起合伙的话，他父亲会出钱帮助我们开业。
梅鲁迪斯还说：“到明年春天我和凯默的合同就到期了。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伦敦订购印刷机和铅字。
我很清楚我自己不懂技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出技术，我出资金，我们平均分配赚到的利润。”
他的提议很好，我就答应了。
他的父亲就在城里，也同意了这个事情。
特别是他看到我对他儿子的影响很大，成功的说服他戒酒了。
他希望我们的亲密相处会帮助他儿子改掉所有的不良习惯。
我交给他父亲一张清单，他父亲又将之交给了一个采购商。
东西就由那个采购商代买。
在东西运来之前，一切要处于保密状态。
同时，有可能的话，我还要去另一家印刷所找事做。
但是，我没有找到有地方要人，因此就闲了好几天。
凯默那个时候有可能获得为新泽西州印钞票的时候，那需要雕版和各种各样的铅字，而这只有我才会。
凯默怕我被布雷福德请去而抢了他的生意，就给我写了一封措辞谦恭的信。
他在信中说，朋友不应该吵了几句嘴就成了陌路人。
他希望我回到他的印刷所去。
梅鲁迪斯也劝我过去，这样他就能在我的知识下获得更多的进步。
所以，我又回到了印刷所。
情况比原来好多了。
新泽西州印的那个生意接到了，我为之设计了一部铜版印刷机（这在那里还是第一次），还为钞票设计了一些花纹和字码。
我们一起来到伯林顿，在那里，我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各方都满意，凯默因此得到了一大笔钱，使他很长一段时间免于破产。
在伯林顿，我认识了这个州的许多重要人物。
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议会任命来监督印刷工作的，钞票的印刷数量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
因此，这些人经常轮流和我们在一起，一般总是带一两个朋友来做伴。
由于书读的多，我的见识因而比凯默广，我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更喜欢和我谈话。
他们把我带到他们的屋子，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
对我很客气。
然而，我的老板凯默却有点被忽视了。
事实上，凯默是个怪人，他不懂的社交，喜欢粗暴地反对大家都接受的观点，衣冠不整，邋遢到了极点，是某些宗教观点的狂热信徒，并且有点流氓习气。
我们在那里呆了将近3个月，在那段时间里，认识了一些可以称为朋友的人。
他们是法官艾伦；州秘书塞缪尔巴斯蒂尔；艾萨克皮尔逊；约瑟夫库伯；和几个史密斯家的人。
他们都是州议会议员。
还有测量局的局长萨克德科。
他是一个精明睿智的老人，他告诉我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独立生活了--给烧砖工运土。
当他长大以后他就开始写作。
他为测量员拿测量链，测量员就教他如何测量。
由于他的勤奋工作，他现在已经拥有了不菲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