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二十四章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卢峻先生有三个孩子，女儿是音乐学院的教授，退休快十年了，一直伺候父亲，一天都不能离去，“我还是个搞艺术的”，私下里她对我委屈地抱怨。我想了很久，然后回答说：“您这是在为国家尽责。”

“然后我们两个眼泪刷一下就流了出来，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薛波说着又有些激动“那时我真的很想给自己一个嘴巴，我这是道德绑架啊，国家”

“算了。”王耀打断他。

蔡晋先生，1930年代曾为江南地方法院和明珠特区法院法官，晚年与儿子、孙子孙媳三代共处一间小房中。

重病缠身，接到薛涛的邀请后，在病床上亲自审订了49页稿件。当词典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终于溘然长逝。

“我找到蔡先生的时候，蔡先生的话都说不清了，但是我能感受到他但是的激动，他对我说‘以为这一辈子法律再也不能派上用场了’”薛波说起这句话的时候眼眶湿润“病重后的蔡晋先生住在明珠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如果不是明珠社科院某负责人为其疏通，是难以入住的。即便这样，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里。弥留之际，我去医院看他，目睹了难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护工的休息处。”

王耀面无表情，因为他已经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

“我不是想要争什么，但是对于一个有过贡献的律法战士，晚年不应该蜗居在一处阳台。”薛波看着王耀，咬着唇，泪光闪烁“你说对吗。”

王耀说不出来，难道要他告诉薛波，这是现实，这是国情？他说不出口。

盛振为，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教务长及后来的法学院长，曾着有《证据法学》、《英美法的审判制》等。后因被打成‘老虎’，后因宋庆龄说情，六年后才被释放。到了八十年年代，才得以昭雪，而之后他再也不敢轻易碰触关于法律的任何东西，薛波找到他的时候，他起先是拒绝的，后来可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接受的吧。

高文彬，八十一岁，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检察官秘书，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到证据，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fan送上绞架。

也在那段岁月中被打成‘老虎’，八十年代昭雪后相关方面想要给予他赔偿，他拒绝了赔偿，看着镜子中苍老的自己泪流满面。

他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

俞伟奕，倭寇侵占明珠期间，他埋头治学，继续攻读获硕士学位，抗倭胜利后从事律师和法律教育工作，一九四九年后，因有参加东瀛审判的同学留在东瀛基地工作，在历数次被‘打’，一度连生命都无法保全。

周承文，一九六九年后回老家乡下做文书。八十年代末，被聘到当时的杭城大学教书，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写的英文，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曾长期住在团结户里，共用厨房卫生间，每间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骅，美帝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学博士，在街道副食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直到八十年代才到金陵大学任教。

徐开墅，抗战后的东吴大学教授，八十年后，他以明珠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人员身份，为明珠的法制重建殚精竭虑。

老人们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投入了工作。一个例子被薛波们引作范例：仅为了审订一个词条――unitedstatesofarica(美帝法)，卢绳祖先生就为其写下了两千多字、长达六页纸的注释。结果，近九十岁高龄的老人得了脑痉挛，被送进医院。

为了校订一个词条，卢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请到家里商榷，当着薛波的面，两位老人竟然激烈地争执起来。

王毓骅先生目力已衰，必须借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没有阳台，每次看稿，都必须往八里外的女儿家。

而潘汉典先生在手术前的四十八小时，仍挂着尿袋审稿。是什么使得这些耄耋老者不计功利地投入到这项事业？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词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罢，都已是“寂寥身后事”，即使可能会有的现世声名，也与他们无干。

“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我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华夏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潘汉典先生对采访记者说道。

潘先生母亲在抗战中家破人亡，去世时，留给了他两句话：“你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仗义执言，无愧于你父母的华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