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二十三章我答应你

对于越来越全球化的现代社会，沟通是首要问题尤其是在外交上，尤其是在外交法律上，一个单词的差异，就可能带来巨大的后果。

哈佛大学前法学院院长罗斯科・庞德曾经对学生们说过“对法律的初学者，我头一条建议，向来是请他们买一部好的词典，并且请教它。”

一本合格，前面词典的意义非凡。

但是在九十年代初期，龙国使用的大部分法律词典还是来源于东瀛的翻译《英美法词典》。

1993年，29岁的薛波还在政法大学读研究生，风华正茂，踌躇满志。

然而他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并不那么顺利，阅读外文书时，书店、图书馆都找不到好用的法律英语工具书，勉强用一本，由于都只是简单的对译词形式，而没有其法律涵义的详释，总是觉得词不达意，不得要领。

甚至于，有时还会遇到一些现在看来很是荒谬的错译。一个极端的例子是“asy”，这个意为政治庇护权的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龙国1954年宪法中将其错译成居留权，一错30年，途经1975年、78年、82年三次修宪未有察觉，直到1985年修宪时才终得以纠正。

年轻的薛波意识到了缺失基本法律英语工具书暗含着的风险，用基本词汇、基本概念为基筑造起来的制度大厦，会不会终有一天因地基里隐藏着的无数蚁穴而轰然倒塌？

“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于是在校的薛波找到但是的司法湫隘编辑部的主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重新整合和编写一部完整准确的华夏法律词典，最好有多国翻译解释，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却遇到了很多问题，语言和文化语境的翻译，还有华夏现代法律起步较晚，很多专业用词都要重新整理。

为此薛波被派去协助编写龙国第一部大型汉英法律词典，历时两年这部《汉英法律词典》出版，这本是完全将国外法律翻译成汉语，薛波利用逆向思维，将‘汉英’倒过来变成‘英汉’，‘汉英’将龙国的法律术语放到西方的语境下进行编写，术语单向翻译。

而薛波想要做一个逆向翻译，这样两种解释和翻译能够确保更多的主动权，所以‘英汉’这个概念就是以西方的法律术语为基础，翻译到龙国法律语境下。

撇开对英语系国家的法律完全陌生不说，所搜集的英文材料反映的内容也是千差万别，同样是英语文献，却有来自美帝的、英吉利本土的、马来西亚的、印度的、甚至非洲国家的，致使同一个词汇在不同的语境下表达的意思全然不同，换一个语境又总会看到其他语境下看不到的词汇。

这个工程量巨大，因为九十年初期国内对于西方英美法尚还知之甚少，薛波自然也难以知晓“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划分，更无从知道在西方国家哪些资料才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

重新定位后，最初的一批稿子几乎全部推翻，割弃掉其中相当一部分不属于英美法内容的词条，重新整理，重新起步。

薛波与外文出版社的合同不得已一次次延期，关于词典的花费也难以遏制地增长。经费紧缺，工作陷入窘境，月末常常都是电话被停机之后四处筹一点钱再重新开机。

因为没有官方的资助，所以经费问题都要薛波自己想办法，他跟当时支持他的主任到处筹集，从较为著名的企业、律所、科研机构，找过拍卖公司争取拍卖冠名权，去涵英吉利大使馆、澳大利亚大使馆、国外基金会，甚至还专门给当时的美帝总统克林顿写信寻求支持。

然而社会对这部词典表现出了冷漠，几乎所有的努力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毕竟对于当时的龙国社会来说，法律还是一个很陌生的词汇。

最后《京城青年报》攥文为他们谋得捐款20多万元，美帝福特等基金会捐款100万元，外文出版社预付稿费40余万元。至词典出版之前，薛波以个人名义在外的借款已达40多万元。

在九十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著作工作在一件不足十平米的政法大学简陋的办公室，推门而入，四壁图书，中立书架，书架下紧靠书桌，留下两条过道虽只能容纳一人穿梭，却能伸至屋内每一位置。

至于壁架、书架可利用之处也统统都不令其闲置，钉一个钉子就能挂目录、备忘录，贴一张条还能指路，这些条的功能就如同大办公楼里的门牌，只不过办公楼里分出的部门，在这里都压缩进了这10平米之内。把剩下的空间填满，最多还能容纳10个人同时工作。置身其中，一眼就能看出，能把空间利用得如此充分，显然不在一朝一夕的功夫。

在这部四百六十多万字，收录词条多达四万五千万条，比东瀛出版的《英美法词典》多出三倍，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

在没有官方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元照英美法词典》终于要在2003年出版了。

而这部著作的背后，是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

在那间不足是十几平米的房间内，工作室前前后后共留下过280多人伏案工作的身影。

除了部分法学专家，其他多数是从政法大、北大、人大等法学院招聘而来做兼职的学生。他们全情投入，废寝忘食，有时因工作忘了时间，楼门锁了，只得从二楼的窗口跳出来，有时索性就在书桌上一睡就是一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