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看一个民族，它是否在研究技术与生存的合理化之道。

崇祯十四年，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

保定巡抚徐标被召入京时说：“臣自江推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

这就是末日世界的写照么？

千里无鸡鸣，良田无耕种

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四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

崇祯十六年，北京人口死亡近四成，导致十室九空。

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有旱蝗并灾，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

正是由于瘟疫，虫灾，旱灾和水患，这些本应该是属于一个国家重点建设中的治理项目。

但是因为历代朝局，争权夺势者众，脚踏实地为民做事的人无，所以才积重难返，在一个昏庸的朝代，一群贪官中，而到了爆发。

它们引起的突变，不会是一时之间的积累，而是一个时代的必然。

地方社会，事实处在了管理混乱，经济凋敝，民生凄苦，官僚众多，匪患迭起，社会矛盾尖锐的一个十分脆弱的状态。

盗匪与流民趁机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

为剿流寇，朱由检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闯军的将领。

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它明军剿匪军首领，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然用人存疑，以至责无成效，最终导致，功亏一篑。

明军内部的不团结，相互间的一种掣肘，使得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后往河南聚众发展。

此时北方草原的皇太极，又不断领军骚扰入侵，明廷苦于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三饷”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军队缺饷的情况普遍，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

事实朱由检的求治心切，在《春明梦余录》记述：“崇祯二年十一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住提督九门及皇城门，以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

此时明朝一群庸人还中后金反间计，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

这也是平时不读书，关键时刻它要去喂猪的一群人做的事实。

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朱由检本身多疑，由此导致的滥杀也日趋严重。

这一时期，总督中被诛者七人，巡抚被戮者十一人。

朱由检亦知不能两面作战，私底下同意议和。但明朝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皆以为与满人和谈为耻。

因此朱由检对于和议之事，始终左右为难，他暗中同意杨嗣昌的议和主张，但一旁的卢象升立即告诉皇帝说：“陛下命臣督师，臣只知战斗而已！”，

朱由检只能辩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卢象升也成就了他自己，最后战死沙场。

明朝末年就在和战两难之间，走入灭亡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