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宰相的器度?(2)(1 / 1)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皇室司马睿渡江南下,在建康登上皇帝宝座。然而,司马睿是个既无威望,又没有实力的孤家寡人,他的轿子是大门阀士族王导率领众人抬起来的,然而王导从不把他当做傀儡看待,也将他看做神明一般。王导的堂兄王敦在武昌(今湖北鄂州)反叛,王导身为王敦亲族,处在嫌疑之地,他率领一家大小,连日守候宫门,从早到晚,听候处理。司马睿死后,他拥戴新君司马绍即位,王敦再次兴兵,直指建康。王导统兵抵抗,并向王敦宣称:“导门户小大受国厚恩,兄弟显宠,可谓隆矣。导虽不武,情在宁国。今日之事,明目张胆为六军之首,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矣!”在这里,王导不顾家族情面,骂王敦是无赖。王导连相三世晋君,都谦恭处世,不敢丝毫干名犯分。

如果国君是个无能之辈,作宰相不难,难在国君刚强有为,如果再心胸狭隘,弄不好就要人头落地了。例如,唐太宗18岁当统帅,29岁做皇帝,平生南征北战,功绩显赫,有时又刚愎自用,在他手下做宰相照理是难乎其难了。然而,房玄龄作了二十多年宰相,君臣少有芥蒂,两人安度一生,理由甚多,其中一条便是房玄龄处处谦恭从事。每当皇帝有所斥责,房玄龄便匍匐在地,诚惶诚恐,死罪!死罪!每当皇帝谴责其他官员时,房玄龄同样颜色无主,形若无地自容。即令理亏在对方,房玄龄也不辩解,不怨恨。乍看起来,这位宰相十足一个脓包,只会叩头。其实不然,这个行为既包含封建时代的伦理纲常,又包含着协调君臣关系的法术。叩头,向国君表示,他是一个忠顺不二的臣属;向同僚们表示,作为宰相,他兜揽了一切过失。如此,国君焉能不放心,僚属焉能不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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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恭的反面是傲慢与篡夺。曹操晚年曾经宣称:“如果没有我,天下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是真话,一点不假。天下是我曹操打的,皇帝却是你刘协做的,这本来就不合理嘛!对曹操来说,时至今日,已无必要再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献帝刘协也已成无用的赘瘤。但是,曹操畏于礼教,畏于众议,终生未敢取而代之,只能筹画做“周文王”。现在看来,够本分客气的了。但是,千百年来,曹操却成为权奸的象征,戴一个凶残奸诈的脸谱,原因有二。一是他压根儿蔑视那个作为天下共主的皇帝。曹操强行杀戮怀孕的董贵人,捕杀哀哀号泣的伏皇后,这一行为是骇人听闻、十恶不赦的大逆不道行为。更重要的是曹操开创了一个先例,那就是假借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建立功业,然后加殊礼、封王侯、迫禅让,取而代之。曾几何时,曹操的臣子司马懿,照此办理,取代曹氏王朝。以后直至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其间多数王朝的更替也都按照这一程序表演了一番,而那些准备表演,或虽已表演而最终未能成功的当然更为数不少。这个夺权方式,历代帝王都为之谈虎变色,他们无不努力避免这类人物的出现。一出现这类人物,皇帝或严刑镇压,或胆战心惊,预知大难临头,而臣僚则惶惶不安。基于这种恐惧心理,有些人虽才华出众,却不宜作宰相的人选。

三、统御百官的涵养

宰相要处理好个人与国君的关系,同时也要处理好个人和“万人”的关系,即团结群僚,管理好偌大的国家政务。

对于群僚,宰相也是全局性的人物,要识大体,顾大局,不斤斤于个人的权力名位,不为个人的富贵荣辱细打算盘。对同僚雍容大度,不忌才,不害能,敢于举荐人才,不怕别人超越自己,不怕别人夺去皇帝对自己的宠爱,勇于支持别人建立功业,勇于让他人享受荣华富贵。例如汉朝初年的萧何,奇谋异策他没有,却听任张良、陈平等人充分发挥其超人的智慧;攻城掠地他不能,却拼着老命推荐韩信。萧何自己干的是输军粮、补兵源的琐事,默默无闻地做二传手。萧何平生与大将曹参不和,然而病危之时,汉惠帝在病榻前问他,死后谁可代为宰相,他说:“知臣莫如主。”惠帝说:“曹参如何?”他立即顿首称赞:“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不计个人恩怨推举继承人,表现出高尚品德。

唐朝初年,房玄龄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密谋智士,魏徵是原太子李建成的心腹。“玄武门之变”前,双方是你死我活的仇敌。“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上皇位,不计前嫌,重用魏徵,对他的意见几乎是言听计从,使他出尽了风头。而房玄龄与魏徵也一直配合默契,二十年中从无龃龉。李靖、李勣战功显赫,消灭敌国,无往而不胜,这又和房玄龄的默默支持密切相关。刘禹锡有一篇《辨迹论》,举出这样的事情: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李世民要大举进攻吐谷浑,他希望李靖出任统帅。而当时李靖已因老疾退休,对李靖来说,出征吐谷浑应该是顾虑重重的。因为李靖此前曾经击灭江南的两大割据势力,又曾击灭亚洲最大的游牧帝国突厥汗国,声名之显赫无与伦比。自己又官至宰臣,爵至国公,名位已至顶点。出征胜利,对自己不会再增添什么,只会增加皇帝对自己威望的疑忌。一旦失利,可能会招致身败名裂,前功尽弃。然而,房玄龄到李清家中,一言之下,李靖便精神抖擞,次日上朝,请缨出征。《辨迹论》赞扬他们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历史上奸相在朝,大将冤死疆场者比比皆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房玄龄是个忌才害能之辈,李靖会采取何种行动?《尚书·秦誓》说秦穆公有这样一段话:“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其中大意是:我暗中思量,如有一个大臣,诚实专一,却没有其他技能,但他心胸开阔,有容人之量。别人有技能,他为之高兴,如同自己有此技能一样;别人的美好明哲,他心向往之,不仅是口头赞扬。这样的人对保我子孙后代和黎民百姓是大大有利的。房玄龄正是这样的人物。唐代史学家柳芳评论说:“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虽然看不到房玄龄到底干了些什么,其实他的“迹”,就是他的器度。史书上说房玄龄“人有一善,若己有之”。他人有什么成绩优点,房玄龄为之欢欣鼓舞,好像那个成绩优点是自己具有的一般。这个道德品质,古人早有论述,但要贯彻到个人的实践中去却并非易事。常见一些人,正是把别人的缺点错误,当做自己欢乐的营养。听到别人的缺点错误,便眉飞色舞,广为宣传;听到别人的优点和成绩,紧皱眉头,如同吃了黄连一般。若是这种人做了宰相,便会专门欣赏在耳旁嘀嘀咕咕、挑三剔四打小报告的人。正直之士在这种人手下做官,难免忧心忡忡,如芒刺在背。而与房玄龄共事,人们就会心情舒畅,“得其所哉!”柳芳又曾评论说:“太宗定祸乱,而房、杜(如晦)不言功;王(珪)、魏(徵)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李勣)、卫(李靖)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这就是房玄龄的器度,他的内在本领。

三国时期蜀汉宰相诸葛亮,为当时所称道,为后世所景仰。不久,孙吴也有一个宰相诸葛恪(公元203年—公元253年),是诸葛亮的侄子。但此诸葛不如彼诸葛。公元252年,吴国君主孙权病危时,遗命诸葛恪执掌国政。论才华,诸葛恪并不逊于乃叔诸葛亮,但他缺乏的是宰相的器度。宰相要宽容大度,能容人,而诸葛恪“刚愎自用”(孙权语),自负才高,目中无人,不能团结群僚。孔子早就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说:自己站得住,也要使别人站得住;个人通达,也要使他人通达。诸葛恪没有这个器量。东吴的大将陆逊曾告诫诸葛恪:“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作为宰臣,对同僚应相互支持,共同升进,对部下要扶持教导。做宰相不应企望自己一枝独秀,要在相互簇拥中众花齐放。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皆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诸葛亮所推荐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都是他的同僚,希望皇帝同样“亲之信之”。而诸葛恪却“气陵其上,意蔑乎下”,显然有悖此道。孙权临终前指定的顾命大臣还有孙峻、孙弘、滕胤、吕据等人,但诸葛恪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毫无尊重之意,而是大权独揽。公元252年,曹魏大军南侵,诸葛恪率众迎敌,大败魏军于东兴(今安徽巢县、无为间)。于是,诸葛恪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魏国不足平,一心想学诸葛亮,不听他人劝阻,于次年倾全国兵力向曹魏发起进攻。大军围攻合肥,敌军坚守,数月不下,士兵疾疫大半,死伤遍地。曹魏大军来援,诸葛恪不得不引军撤退,沿途死伤及被俘者不计其数,国家元气大伤。诸葛恪不但不引咎自省,反而对部下大加责罚,大树个人威信。胜利的功劳是我的,失败的罪责是你们的,这种态度焉能使众人信服。反观他的叔父诸葛亮,街亭一败,自贬三等。同时的曹魏统帅司马师,因两次战役不利,主动承担责任,对部下则不予追究,这正反映了一个宰臣的器度。后来,孙峻利用人心的不满,袭杀诸葛恪及其亲族,诸葛恪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