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在贫困家庭的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生李莹，在被确诊患上癌症后，两次谢绝学校组织的捐助，并在临终前嘱咐父母，将自己角膜捐献。

李莹谢绝捐助，是因为她的同学大多和自己一样来自贫困家庭，本身经济条件也不好，她不愿增加别人的经济负担；她捐献角膜，是感谢社会的关爱，尽最后的可能报答与回馈社会，虽然她年轻的生命已悄然结束，但这种能为他人、为社会着想，能推己及人的社会感、责任感，却正是当今社会不少年轻人所缺乏的，着实令人感叹。

不仅如此，如果说捐献角膜属于身后慷慨，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乐观对人，并承担起调解同学矛盾、排解同学心理问题的“闲事”，在明知来日无多的情况下，日复一日做着这些琐碎而有益的事，则更让人觉得难能可贵。她的同学曾两次组织捐款，在她患病期间也给予她很多帮助、照顾，她同样用这种一点一滴的方式去报答、去回馈，这是关怀与关怀、爱心与爱心的彼此传递，生命的温暖、社会的价值，正是在这种爱心传递中变得真切、感人、让人留恋和期冀。

不过也应看到，这种爱心的传递，原本可以更流畅、更温暖、效果更好。李莹谢绝同学帮助并非不需要或不想接受帮助，事实上她的父亲李建国曾在无奈之下瞒着女儿，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匿名求助，关键是李莹一家不忍心拖累同样不宽裕的同学，可以想象，她那些善良但同样一贫如洗的同窗就算倾尽全力，所能给予的帮助也有限。

如果爱心的传递，总在贫困者与贫困者相濡以墨的层次上打转，那么类似李莹的感动和遗憾今后还会时常看到。爱心的传递，应更多体现在“损有余以补不足”，让有能力承担的人多承担一些。

要达到这一目标，最有效、最根本的，当然是建立一套制度保障体系，用税收阀门调节收入，用社会福利体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实现全社会的爱心传递循环。近年来，类似李莹这样的不幸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尽管许多人踊跃捐助，伸出自己充满爱心的双手，但这种非常态的爱心行动往往挂一漏万，或力不从心，不免让许多可能的生的希望，最终变成永远的遗憾。只有从制度上建立常态的、全员的保障体系，才能让爱心的传递，进入一个全面覆盖、有效互动的良性循环当中。

当然，中国人口多、国家大、底子薄，这样一套完整社会福利体系的建成生效，绝非旬日可期，况且即使在医疗福利体系健全的国家，在紧急情况下的募捐也是时常可见的。在福利国家加拿大，中国留学生郝硕患肺癌后，就得到各界的慷慨捐助，为艾滋病人、血友病患者、患病儿童募捐，乃至为医院和医疗中心集资的事例也举不胜举。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国家，这种募捐、筹款多数并非即兴应急之举，而是常态化、普遍化的行为。在加拿大，银行柜台、超市收银台、餐厅大堂、加油站收款机，甚至博彩中心的彩票柜台上，往往都放着个装零钱的透明盒子，上面写着捐款的目的，许多人都会把找零的钱随手投进去，虽然往往只是几分钱，但覆盖面广（有的超市十几处收银台每处都放一个），参与者多，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既不加重好心人的负担，又能在紧急时派上用处，不至于临阵磨枪，当然，他们也有应急式的募捐，如节日筹集、慈善晚宴等等，但那些都是锦上添花，给爱心的温暖多添一把柴罢了。

可见，即使医疗体制的保障暂时提不上日程，即使募捐这种爱心传递方式还要在一段时间内唱主角，我们也有可能、有必要让这种形式更有效、更合理，既能更多、更好地助人，又不至于让助人者太过辛苦。爱心的传递是全社会的希望所在，正因如此，各方各面、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责任让这种传递更生动、更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