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京昆梆柳等传统戏剧不同，中国话剧从其诞生的第一刻起，就有着鲜明的海外血统：100年前第一个华人话剧团体春柳社诞生于日本，第一批剧目《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则分别改编自法国小仲马和美国斯托夫人的作品，从上世纪30年代至今仍是中国话剧界主流艺术思想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来自俄罗斯，再往深一点讲，不论传统剧目如《雷雨》、《日出》、《家》等所尊奉的三一律、分幕制和舞台表演规程，还是现代派、先锋派小剧场话剧名目众多的探索和尝试，都或明显、或隐讳地可以追索到舶来痕迹。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一方面不论是莎士比亚、易卜生、果戈里等人的传统西方大戏，还是众多新潮剧目，几十年来源源不断被引进，其中如《威尼斯商人》、《玩偶之家》、《推销员之死》、《yu望号街车》等屡演不衰；另一方面中国话剧“回家”，即在海外的演出却如缕不绝，影响力远未达到相关人士的期望。

为什么源于海外、又回到海外的中国话剧，其步履会如此沉重和艰难？

成功的范例并非没有

中国话剧在海外也并非没有辉煌。

曹禺的作品是海外影响力最大的中国话剧作品，他的《雷雨》更是中国话剧海外演出当之无愧的头块金招牌。早在1946年8月15日，《雷雨》就在韩国首尔用韩语首演，并创造了加演70场的辉煌，至今仍是韩国大韩国立剧院的保留剧目；在前苏联、东欧各国，《雷雨》也被译为当地语言上演，取得了巨大反响；在日本，《雷雨》几十年来有多个日文译本；在英国，英文改编版《雷雨》2002年在牛津成功连演四场，取得广泛好评，至今脍炙人口。直接用汉语演出的《雷雨》曾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地巡回演出，各地华侨、华人业余剧团也常常排练《雷雨》，在加拿大多伦多，一个全由移民组成的话剧业余团体将在6月“亚洲文化月”中献演全本《雷雨》；在日本大阪，甚至上演过全由日本演员出演的中文版《雷雨》。

除《雷雨》以外，曹禺其它作品，如改编自巴金名著的《家》、《日出》、《原野》，以及老舍的《茶馆》等，都是在海外影响较大、演出场次较多的作品。《家》在1985年9月由上海人艺带到日本东京阳光城剧场公演，创造了10天连演10场的空前纪录，其英文版由北京人艺英若诚指导、美国密苏里大学剧团排演，于1984年在堪萨斯城获得演出成功，英若诚本人也因此得到较高评价，并被选入电影巨片《马可波罗》剧组，扮演重要角色忽必烈；《日出》则开创了日本本土剧团排演中国话剧的先河；《茶馆》不但在日本公演曾引起轰动，还曾在2005年赴美巡回演出，引起戏剧界对中国话剧的热烈讨论。

此外，一些国内演出团体还努力通过商演和中外文化合作，把新老剧目输往海外。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就曾先后将传统、新编、改编剧目《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李尔王》、《跟我的前妻谈恋爱》、《秀才与刽子手》、《活性炭》以及双语话剧《玛格丽特.杜拉斯》等带到美国、新加坡、越南、土耳其、日本、英国等地。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话剧在海外的演出，存在着演出场次少、剧目单调、观众少（买票观众更少）等问题，大多数演出是用中文原文表演，受众仅限于华人华侨、个别东方文化爱好者或戏剧圈内人士，相当部分海外演出机会系文化交流模式，商业效益较差。

形式的局限不可忽视

中国话剧在海外步履维艰，戏剧形式的局限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