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一直对联合国出动蓝盔军入达尔富尔维和持抵触态度的苏丹总统巴希尔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原则上接受联合国计划，评论家普遍认为，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立场的转变，是促使巴希尔让步的关键。

对中国为何转向，各界议论不一，但多认为这是在国际压力下作出的让步：美国和欧盟的外交运作，一些组织和团体的激烈言辞，甚至法国总统候选人和《华尔街日报》抵制奥运的呼吁，迫使中国不得不退让。事实果真如此么？

由于西方国家对苏丹实行制裁，苏丹主要财源石油贸易长期处于畸形状态，其贸易额、利润和投资主要来自中国；由于军事、金融投资方面的国际禁运和限制，来自中国的武器供应和各种投资合作项目，也成为维系巴希尔政府生存的命脉之一。虽然该政府本身不愿把国家命运寄托一国之上，并采取多种措施，但近来他的腾挪余地越来越小：欧洲各国和美国立场渐渐趋近，在向他提供武器上一度远比中国积极的俄罗斯也转采低调，一直强调非洲问题非洲人自己解决、对非洲以外军队介入苏丹维和态度保留的非盟各国同样开始松口，由于经费紧张、后勤压力巨大、当地局势紧张复杂，实力有限的非洲各国对维和感到力不从心，4月12日，参与非盟达尔富尔维和的四国之一塞内加尔宣布撤出其全部538名军人，理由是在当前形势下非但无法完成使命，甚至难以保护自己的安全。这一切使巴希尔政府面临一个无奈的尴尬：中国的声音越来越举足轻重，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一现实。

中国这次转变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此举打破其长期恪守的两项底线：只与合法政府打交道，和不对别国内政说三道四，自1963年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10国并提出《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以来，这两项底线几乎一直牢不可破。

应该承认这两大底线在原则上无可指摘，在常态下也是合理的，但问题恰在于，发生动乱、需要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和国际维和的热点地区，通常都是“非常态”甚至“严重非常态”的，处于动荡、稳定，甚至无政府状态，对于此，“只和合法政府打交道”无济于事，只给合法政府提供军火也同样可能扬汤止沸，而不干涉内政（包括自己不干涉和不让第三国干涉）更恐养痈成患、酿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和地区危机。

事实上，从近年来中国在一系列国际热点问题（朝鲜六方会谈、伊朗核谈判、中东问题）上较以往更活跃、更积极的作为，中国国内方兴未艾、围绕大国如何和平崛起展开的热烈讨论，以及中方政要屡屡发出的愿意承担国际责任，成为负责任大国的声音，都可看出新形势下中国正开始审慎地重新思考自身外交战略。如果说上世纪中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更多停留于道义、政治层面，随着中国的发展，其和非洲各层面上都迅速走向相互依存、相互需要的局面，当今的中国在非洲的战略利益是全方位、多层次、高密度的，石油问题、尤其苏丹一国的石油问题，仅是其中很小的一环。中国当然希望达尔富尔恢复和平，苏丹恢复稳定，当然希望自己在苏丹的石油和投资利益得到保证，但和中国在整个非洲的能源、投资、贸易乃至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利益和影响相比，苏丹的得失只是战术意义上的损益。

近来中国多次表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有决心承担更多应尽的国际义务。随着非洲在中国的战略格局中重要性日益显著，非洲各国的稳定、和平也越来越成为与中国战略利益攸关的事件，创造、维护这种稳定、和平，也成为维护中国战略利益的重要一环。中国对传统外交政策和习惯做法的反思、修正，正是在新形势下深思熟虑，所作出的应时之变。中国的转变不是“被推转”，而主要是出于自身考虑的主动选择；促成这一转变的的确是利益，却是远比苏丹石油安全更重大的利益考量。

这种新态度是作为新兴大国外交成熟、责任感增强、对自己战略利益更善于保护的一种进步表现，而并非如某些舆论和评论家所言的“让步”：中方在这一问题上并无损失，恰相反，这一转变可能让所有相关各方受益。

可以预期，这种转变仅是个开始，而且决不会局限于达尔富尔一地、苏丹一国、甚至非洲一隅，世界应能在更多热点地区、更多国际关注问题上看到中国越来越主动、越来越自信的作为。当然可以抱怨中国的转向来得太晚，以至于达尔富尔的人道危机又有恶化，但迟钝总强过木然，迟到总强过无所作为，更何况，外交态度乃至外交战略的调整和转变，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对于中国这个近代外交的后来者更加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