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需要亲近国学，亲近典籍和传统，但需要的是好懂、有趣、生动、准确的音像、书刊和讲解，时代在进步，观念在发展，以前死记硬背的私塾式、填鸭式教育很难行得通，让每个普通人成为训诂大师，同样罔顾现实。

这正是民间对传统文化普及的需要，几十年来，从钱穆先生、林汉达、曹如章先生到蔡志忠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并努力满足这类需要，但他们人数和作品均有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在这种背景下，于丹的走红毫不足怪：大众需要看得懂的“国学”，而于丹恰好提供了这些。

我们看到，许多饱学者不愿、不屑或不懂得用大众听得懂、喜欢听的语言向他们推广，和他们交流，这一点恰是于丹等人的强项：你说的话再正确，人家听不懂、不爱听，又有什么用处？一些学者批评于丹《论语心得》的文字，有的甚至比论语原文还难理解，这样的批评，又怎么能深入人心？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传统文化普及都是和科学普及同等重要、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科普不力的结果必然导致伪科学、邪教和迷信的泛滥，传统文化普及不力，则必将导致传统文化瑰宝的流失，和被媒体炒作、行家包装的“国学快餐”大行其道。

以于丹为代表的明星学者及其国学快餐的走红热销，根源正在于人们对传统文化普及重视不够，投入不力，成果不多，他们的市场和拥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批评者自己拱手让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于丹的确不如先批评自己：你在指责人家的“假国学”充斥市场同时，是否为“真国学”的普及推广、正本清源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别的不说，即以这次发起“抵制于丹”的十博士而言，他们中的某些位，不就曾长衫过闹市、宣扬过“惟上智与下不移”的所谓“精英文化”么？

在传统文化普及切实作出成绩之前，针对个别人、个别现象的抵制、批评、抨击都很难如愿达到效果：大众需要如此，市场缺失如此，除非优质国学普及产品真正大规模面市，否则就难以避免传统文化市场五花八门替代货的热销和盛行，不管这些货的货主是于丹，还是别的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