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及其学说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本土，及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各国，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400多年前，孔子学说的影响力已波及欧美各国。

传教士的有心利用成为开源之渠

1582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在他之前已有一些西方传教士抵华，虽然他们费尽心力，甚至不惜将自己改作僧侣装束，以吸引中国教徒，但全都收效甚微。利玛窦在长期观察、研究后得出结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只有将教义与最为中国大众所推崇、尊重的儒学相结合，才能打开他们的心灵之门。在此思路引导下，耶稣会用“西儒”的面目出现，采用结交士大夫、允许中国信众尊孔祭祖和将基督教义比附四书五经等做法，慢慢打开了中国传教的局面。

然而当时欧洲风气仍十分保守，严禁偶像崇拜的罗马教廷很难接受尊孔祭祖的合法化，为避免被教廷视作异端，利玛窦和他的继承者们开始系统地将孔子学说介绍到西方，1662年，耶稣会传教士郭纳爵将《论语》、《大学》翻译成法文，以《中国科学提要》的书名在巴黎出版，很快引起各界的瞩目与强烈反响，1672年，殷铎泽出版《中国政治道德科学》，是《中庸》的译本，15年后又出版《中国哲人孔子》；1711年，《中国六经》以拉丁文出版，这是《四书》的新译，外加《孝经》和《小学》，这些书加上杜赫德收集耶稣会众人信件、历时74年连载编纂成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及他1735年在此基础上的巨著《中华帝国志》，比较完整地向西方勾勒了中国文化、尤其作为其核心的儒学的轮廓。虽然这些作品中真正直接出自孔子口中的其实仅《论语》一篇，但分辨不清孔子、孟子和朱熹异同的西方读者将之笼统地成为“孔学”，并以“Confucius”（孔夫子的音译）命名。

因为孔学西渐萌于传教士，因此最初的儒学著作译本许多都是拉丁文的。

孔学推动了西方启蒙运动

为避免尊孔被理解为崇拜偶像，耶稣会教士竭力将孔孟之道解释为“唯物的纯粹道德和哲学”，并对其中的“无神论倾向”做了批判，这虽然是个并无太多恶意的曲解，但正是这个曲解，让孔学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

由于中世纪神学的禁锢，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思想灵感枯竭的深渊，“唯物的纯粹道德和哲学”从东方突然传来，令渴望摆脱狭隘精神束缚的欧洲思想界眼界大开，欢呼不已。

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对天主教一直持否定态度，主张用纯粹的“哲学宗教”来取代，孔学的输入让他兴奋地高呼，这正是他所想要的“没有迷信、没有荒诞传说，没有亵du理性和自然的教条”的思想体系，在他看来，儒家的主张和信条，中国人按孔孟之道建立的行政体制和道德架构，甚至雍正的闭关锁国，都是合理的，应该的，他认为“我们法国人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甚至把家中耶稣画像改为孔子画像，朝夕礼拜，并写了首虔诚的赞美诗：“孔子，真理的解释者，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他说圣人之道，决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因此信仰他的人，本国外国都有。”

当时启蒙运动的主力军法国“百科全书派”同样推崇孔子。狄德罗感叹孔学只用“理性”就做到治国平天下，霍尔巴更在其代表作《自然的体系》、《社会的体系》中以孔学为依据，主张以中国的社会制度代替西方社会制度，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道德。

著名的法国重农学派代表、被马克思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的魁奈对孔学推崇备至，认为《论语》一本书的价值就超过希腊哲学七贤全部著作，他的重农主义即源于儒家“以农为本”的思想，他甚至积极努力，竟成功鼓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行了儒家主张的“籍田礼”，他也因此被称为“欧洲的孔子”。

在法国以外的国家，孔学同样迅速传播，英国早在1691年就将《论语》由拉丁文转译为英文；在德国，启蒙思想家、科学家莱布尼茨不但认真阅读儒家经典，还直接跟在华的耶稣会士通信，以了解更多的孔学知识，他也成为第一个系统介绍周易和六十四卦的西方人；

另一位德国人、数学家沃尔夫更推崇孔子，认为中国“靠着治国之术（孔学）使这个国家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所有别的国家”，和使用拉丁文的莱布尼茨不同，他直接使用德语在各大学巡回演讲，影响更大。

有趣的是，孔夫子同样引起王室的兴趣，早在1688年，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就派张诚、白晋等五名教士访华，这五人都是法兰西学士院的博学之士，在中国期间，他们积极学习、搜集中国政治、文化典章、制度，并参与清廷多项重要活动，张诚甚至8次陪同康熙巡视蒙古，并担任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翻译，他们通过书信和回国陈述，更系统、更准确地介绍了儒学及其治国理论，在他们的推动下，儒学的“忠君思想”被主张大一统的路易十四大力推广，中国科举取士的制度也被一些王室采纳或考虑。

应该说，王室和启蒙主义者各看到了孔子思想和儒学的一角，两个“孔夫子”斗争的结果，是代表民意的启蒙主义者大获全胜，这种被善意误会了的孔学，也因此成为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甚至法国大革命的原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