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路亲眼所见的，加上向导这一番耸人听闻的提醒，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特别紧，此刻才感受到防弹衣的温暖。

梁红拉了拉我的衣袖，有点儿紧张地说：“这次，挺悬的。

摩加迪沙城市不大，市区面积只有20多平方公里，大约150万人口。面积不到北京的1/800，也就海淀区的1/20左右人口跟一个大兴区差不多。就这么点儿地方，就这么些人，就能把这座城市的名头推向世界头条，这些人该是有多大的能量。

这时候向导很应景地说了一句：“现在整个城市都知道有4个中国人来摩加迪沙了。”

听上去似乎很有大明星驾临小地方的感觉，其实不然这只是说明全城的人都盯着我们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危险系数只高不低。

向导接下来的话就验证了我的预测：“你们这些外来游客正是这里的武装分子重点袭击的目标之一。”

我们四个人都愣了一下，向导接着讲解这件事儿：“这里很乱，这里的人很穷，虽然他们手上有很多武器，但是他们也懂得尽量节省开支。当你们带着安保队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来伤害你们是有成本的，需要付出代价的。你们的安保越多，他们觉得去伤害你们的成本支出就越高，这么一来你们就相对安全了。”

向导的理论挺经济学的，我们开始庆幸雇用了安保队这时候一直看着窗外的梁红发话了：“怎么回事儿啊？怎么我们一直在兜圈子啊？这都转了好几圈了。”

坐上雇用安保队的小型运兵车，正式开始在摩加迪沙的探险。

听她这么一说，我们才发现车子确实是在兜圈子，都警觉地看着向导。这儿开车又不打表，绕圈子肯定不是为了多收钱。

向导一番解释，颇让我们有点儿情报员穿越火线的感觉原来兜圈子是为了防止有人跟踪。其实我们也压根儿不知道这趟车的目的地在哪儿，会在哪儿歇脚。这些，都只有向导知道包括司机对此也一无所知。神秘而且专业。

又绕了几圈之后，车子终于把我们带到了落脚的地方那是一个相对还不错的酒店。

当然，说它是酒店只是相对于摩加迪沙来说；在国内那就是个破败的小旅馆——说是劳教所也不过分。这是一栋三层的公寓式酒店，所有临街的窗户都被封得死死的。酒店院子的四个角还分别立着四个瞭望塔，颇有点让人回到了战争年代炮楼的感觉；围墙上也布满了铁丝网，监狱的感觉又来了。

这家酒店是整个摩加迪沙安全级别最高的——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酒店依靠装潢、服务、体验等评星级，而在摩加迪沙，评价一家酒店的标准，是安全级别。

向导介绍，很多联合国、非盟以及索马里当地的官员都下榻于此。

那就差不了，我们安心许多。进去的时候，跟进机场似的先要过安检门，汽车要用镜子照底盘，发动机、后备箱等都要做详细的检查，我们几个人还得被搜身。带着武器的安保队自然不能进去，只能在门口守着。

一系列的安全检查过后，终于得以入住。进到房间，窗户也都被木板、铁皮给钉上了。大家都松了口气，卸下行李之后，所有人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不约而同地脱下身上笨重的防弹衣。

“接下来我们干吗？去哪？”梁红问。

向导看了看手表，回答：“马上五点了，你们不能出去了。以后也是，每天下午四点以后，必须都待在酒店里。摩加迪沙的晚上很危险。”

看来今天就只能这样了，我们回到房间，整理一下带来的行李。酒店不提供晚餐，我们只能用自带的干粮来点补一下。

夜幕降临，仿佛一块大黑布瞬间笼罩了下来，我们在摩加迪沙的第一个晚上到来。

胖子经不起一路折腾，再凶险的环境都劝不开打架的眼皮，我很快就睡着了。明天会遇到什么事情？我没梦到。

非去不可的理由

半夜我被尿憋醒，发现睡在身边的梁红不见了。

赶紧套上衣服去找，发现她趴在走廊上眺望远处。听见动静，她也回头发现了我。我说：水土不服睡不着啊？

她说有点儿兴奋。一路这么折腾下来，转了三趟飞机，最后一次还差点儿空难，然后就是被人用枪围了，再大的兴奋劲儿都过去了。我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说：“哥们儿，你该不会是被吓着了吧？”

梁红一笑，说：“不容易啊，我们还真的到索马里了。”

确实不容易，我感叹了句。这“哥们儿”梁红是我未婚妻年初刚在北极求婚成功，索马里算是我们的婚前旅行第一站。

以前，我们俩北京小市民，忙忙碌碌，朝九晚五，拼命挣钱为我们自己提起也很模糊的未来，打拼着。有喜有忧，大起大落。

出车祸，差点截肢那次，虽然最后腿是保住了，但我在医院躺了差不多一年，好吃好喝，就是动弹不得，体重直奔135公斤。自那之后，我便有了个外号：二百七。

说起这些，梁红还在我面前比画了一下：“老张，那会儿你可真胖啊。虽然现在也不瘦，但对比那时候，确实苗条多了。

说真的，原来一天不蹦跶就皮痒痒的我，那时看了看自己的肚子，无奈地想翻个身，结果给卡住了。可想而知，那时我的生活是有多么的暗淡和狭窄，连出个门都步履维艰。别说索马里了，去永安里都费劲。

从病床上下来，我们又被拉回到千篇一律的生活里。后来从肥胖的牢笼里挣脱出来，脱了一层皮，掉了半身肉，我有点儿全方位蜕变的感觉。绝不甘心再平庸地过日子了。

我们经历过第一桶金就100万的狂喜。我们跑了很多银行把钱全部取出来，摆在家里，面面相觑，自己都不敢相信。然后发疯似的，把钱抓起来往天上扬。完了再捡起来，接着扬。

也经历过公检法上门，说我们赚的钱不合法，还差一些程序，要罚款。一夜之间，又一无所有。

提到这茬，我和梁红一起笑了，好傻，乐极生悲太残酷了。

真正让我们告别过去那折腾而又枯燥的日子，重新选择生活方式的导火索，源于2008年那场让人永生难忘的地震。

“5·12。”待在电视面前看新闻，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一个退伍军人的职责担当，也有一个普通人的人性驱使。我和梁红组织了一个救援队，“北京希望救援队”，我和一些有经验的队员，包括我的员工曾乔、朋友魏凯，带了很多机械装备，奔灾区现场去了。梁红和魏凯，则留在北京后方，统筹物资、补给。

那是我不太愿意回忆的一段，太惨了。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不可能亲身感受到现场的悲怆。遍地瓦砾、断壁残垣，一片废墟……遇难者残缺的遗体、幸存者寻找亲人的悲号……在救援过程中，体力上的辛苦咬咬牙就能挺过去，而心灵上所遭受的震撼挥之不去。

在汉旺，一位父亲跟我们一起在废墟里挖掘着，边挖边跟我讲述他女儿的故事他还说自己知道她回不来了，只想再看她一眼。7个小时之后，我们挖出来一具已经腐烂的尸体，那位心力交瘁的父亲伏在尸体上，痛心疾首，号啕大哭。

在现场的所有人，无法不为之动容。我的眼泪唰唰地就下来了。

“5·12”汶川地震救灾时，我和梁红组建了“北京希望”救援队，惨痛的见闻，使我不太愿意再回忆那段时光。

那位泣不成声的父亲，那个场面，将终生留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