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象是打上海来的。”

“别开玩笑！她是中国人，老天爷？”

“当然。”

“别开玩笑！你喜欢吗？象她这样的中国女人？”

“当然。”

“为什么？我很想知道——我的确想知道。”

“我只是偶然发现东方哲学比西方哲学更有道理。你既然问了。”

“真的吗？你是说‘哲学’？你的意思是不是包括性一类问题？你是说中国的更好？你是这个意思吗？”

“不一定是中国，老天爷。我刚才说的东方。

咱们难道非这么疯疯癫癫谈下去不可吗？”

“听着，我是跟你谈正经呢，”我说。“不开玩笑。为什么东方的更好？”

“说来话长，老天爷，”老路斯说。“他们只是把性关系看成是**和精神的双重关系。你要是以为我——”“我也一样！我也把它看成——你怎么说的——是**和精神的关系。我的确是这样看的。可是关键在于跟我发生关系的是***什么人。要是跟我发生关系的是那种我甚至都不——”“别这么大声，老天爷，考尔菲德。你要是不能把你的声音放低些，那我们干脆就别——”“好吧，可是听我说，”我说。我越说越兴奋，声音就未免太大了一点。有时候我心里一兴奋，讲话的声音就大了。“可我说的是这个意思，”我说。“我知道那种关系应该是**和精神的，而且也应该是艺术的。可我的意思是，你不能跟人人都这样——跟每一个和你搂搂抱抱的姑娘——跟她们全都来这一手。你说对吗？”

“咱们别谈了吧，”老路斯说。“好不好？”

“好吧，可是听我说。就拿你和那个中国女人来说，你们俩的关系好在什么地方？”

“别谈了，我已经说过啦。”

我问的都有点儿涉及私人隐事了。我明白这一点。可老路斯就是这些地方让你觉得不痛快。我在胡敦的时候，他会叫你把你自己最最隐秘的事情形容给他听，可你只要一问起有关他自己的事情，他就会生起气来。这般聪明人就是这样，如果不是他们自己在发号施令，就不高兴跟你进行一场有意思的谈话。他们自己一住嘴，也就要你住嘴，他们一回到他们自己的房间，也就要你回到你自己的房间。我在胡敦的时候，老路斯一向痛恨这样的事——那就是他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向我们一伙人谈完性问题后，我们还聚集在一起继续聊一会儿天。我是说另外那些家伙跟我自己。在别人的房间里。老路斯痛恨这类事情。他只喜欢自己一个人当大亨，等他把话说完，就希望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不再言语。他最害怕的，就是怕有人说出来的话比他高明。他的确引得我很开心。

“我也许要到中国去。我的性生活糟糕得很呢，”我说。

“自然啦，你的头脑还没成熟。”

“不错。一点不错。我自己也知道，”我说。

“你知道我的毛病在哪儿？跟一个我并不太喜欢的姑娘在一起，我始终没有真正的**——我是说真正的**。我是说我得先喜欢她。要是不喜欢，我简直对她连一点点混帐的**都没有。嘿，我的性生活真是糟糕得可怕，我的性生活真是一塌糊涂。”

“这是最自然不过的啦，老天爷。我上次跟你见面的时候就跟你说了，你该怎么办。”

“你是说去找精神分析家？”我说。他上次告诉我该做的是这个。他父亲就是个精神分析家。

“那完全由你自己决定，老天爷。你怎样处理你自己的私生活，那完全不是我***事儿。”

我一时没吭声，我在思索。

“我要是去找你父亲用精神分析法治疗，”我说。“他会拿我怎么办呢？我是说他会拿我怎么办呢？”

“他不会拿你***怎么办。他只是跟你谈话，你也跟他谈话，老天爷。有一点他会帮你做到，他会让你认识自己的思想方式。”

“我自己的什么？”

“你自己的思想方式。你的思想按照——听着。我不是在教精神分析学的基础课。你要是有兴趣，打电话跟他约个时间。要是没有兴趣，就别打电话。我一点也不在乎，老实说。”

我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嘿，他真让我开心。

“你真是个够朋友的杂种，”我对他说。“你知道吗？”

他正在看手表。“我得定了，”他说着，站了起来。“见了你真高兴。”他叫来了掌柜的，要他开帐单。

“嗨，”我在他离开之前说。“你父亲对你作过精神分析没有？”

“我？你问这干什么？”

“没什么。他作了没有？有没有？”

“说不上分析。他帮助我纠正某些地方，可是没必要作一次全面的精神分析。你问这于什么？”

“没什么。只是一时想起。”

“呃。别为这种事伤脑筋，”他说。他把小帐留下，准备走了。

“再喝一杯吧。”我跟他说。“劳驾啦。我寂寞得要命。不开玩笑。”

他说没法再喝一杯。他说他已经迟了，说完他就走了。

老路斯。他确实非常讨人厌，可他的语汇确实丰富。我在胡敦的时候，全校学生就数他的语汇最丰富。他们测验过我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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