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组织法》、《选举法》中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大，详细阐述了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方式，这对于恢复和加强被“文化大革命”摧毁的我国政权机构、人民当代作主的国体制度是相当重要的。而“文革”十年靠“打、砸、抢”、“造反有理”的抢班夺权无政府主义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

刑法中明确规定保护私人所拥有的一切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它生活资料，以及依法个人，家庭所有或所用的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等生产资料。

刑法中还规定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利，不受任何人、任何机关非法侵犯，严禁聚众打、砸、抢，严禁非法拘禁、诬告陷害，对以暴力或其它方法，包括用“大字报”“小字报”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的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看到这里不禁替全国的老百姓拍额相庆。

这几部法律出台的重大意义没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是绝对领会不到的，特别是八0后的年些人，他们理所认为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人身权利更是要得到首先的保障，至于肖像权、言论自由权那也都是基本保障，看来有必要在这里给他们补点历史知识(不敢说是补课，咱没那水平，互相切磋)，在五、六十年代起，特别是六十年代“文革”起的十年中，**、“四人帮”一伙所造成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不夸张的说中国已到了亡国的边缘，国民经济一片瘫痪，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整个被砸烂，学生不上课搞串联，工人不开工搞武斗，解放军不练兵搞支“左”，砸烂公检法，党委靠边站，老干部是走资派下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打到；打、砸、抢的不学无术的造反派横行天下，农民老百姓一边种地，一边摇头：不是咱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得怪。在这种情况下哪有你的人权和私有财产的保护权？国家主席在任就被造反派拉出批斗直到死亡，多少老元帅，老将军(那可都是扛枪带兵的)时刻提心吊胆，随时准备接受“小将”们的批斗、再教育，那都是伤筋痛骨“触及灵魂”的再教育，有几位元帅、将军就是含冤倒在了这些“教育”之下。

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们命运都是如此，村里的平头老百姓就更惨了，家里喂了点鸡、猪、羊的，咱给你“割资本主义尾巴”，抢光、杀光；沟沟畔畔种了几棵树的，砍光、烧光；你敢口出怨言，稍加反抗，不用公社的人说话，大队支书，民兵连长就有这权，一声令下：基干民兵，把他捆起来送学习班。那时候各大队都有基干农民，出于备战需要，全都是荷枪实弹，公社、大队都有学习班，不听话的抓起来送到学习班，那可不是给你本《毛选》让你学习，一绳子吊起来，沾水麻绳、木棍、大头鞋(所谓翻毛皮鞋)帮你进行触及皮肉的“灵魂深入闹革命”，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就死在了这种学习班里，死个人也没关系，通知家人来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革命，带着一颗死不改悔的花刚岩脑袋去见他的老祖宗了。家属日后还要受到不时的牵连，替死人接受批判，当时大队支书、民兵连长可是能掌握一个的生死命运的。九十年代流行一句话：别拿村干部不当干粮，要搁在当时，老百姓才是干粮，谁想吃就吃。

至于民主问题，在我国还有些历史原因，旧中国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而来，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家长作风等封建意识、伦理道德观念影响严重，长期以来不少人把民主看作是作风问题，甚至看作点缀(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有不少这种现象)，以“人治”代替“法治”，把个人的意志强加到一切法律之上，只要集中，不要民主，把整个社会搞得毫无秩序可言。

这次出台的七个法律，虽然只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律建设的开始，但标志着社会的一切已纳入良性发展轨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将从根本上把“人治”转向“法治”。虽然这七部法律除“中外合资法”外均在八0年一日一日施行。

看到这里，我不禁得意忘形，哼出一首当时尚不存在的歌：“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