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王国光和田景明正在聊天，电话铃呜呜响起来，田景明接起电话，一听是袁主任打来的，通知他去市里吃饭，田景明放下话筒，歉意地对王国光说：“袁主任请站区的管理人员去饭店吃饭，我得换一换衣服。”

王国光笑一笑说；“你尽管忙你的。”说完，离开田景明的办公室。田景明去洗漱间洗一把脸，回来换好衣服，下楼去站台，登上了那辆大轿子车。车里已经坐满了人，只等他和袁主任。苟发庆正给大家讲他在原单位的事情，无非还是他如何有本事，如何办事得当，受到领导的重视等等，田景明听见无聊，两眼望向窗外想心事。不一会儿，袁主任上车。坐到前面副驾驶的座位上，回头看一看，问道：“都上来没有？”

苟发庆急忙答：“都上来了。”

袁主任对司机说：“开车。”

司机扭转马达钥匙，挂好档位，踩动油门，大轿车稳稳驶出站台，沿着砂石路朝yjhlq开去。

大轿车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天黑时，终于驶入了城区，在一长串路灯的指引下，溶入辉煌的街道，轿子车三拐两拐，最后停在一座大酒店的广场上，大家鱼贯下车，跟着袁主任推开酒店的玻璃转门，进入漂亮的大厅里。前台上女服务员马上迎过来，笑盈盈问道：“你们要定包间？”

袁主任说：“已经定好啦，有一个姓胡的人来定的。”

“知道了，在二楼。”女服务员指一下大厅东侧的楼道，说道：“请在那里上楼。”

楼梯铺垫红地毯，一直延伸上去，楼口有门童迎接，让人觉着敞亮舒展。站区会计小胡西装革履，站在走廊里等侯着，上前与大家一一握手，优雅地把大家领进一个宽敞的宴厅里。宴厅正中，摆设一张豪华的大圆桌，十四把雕花的木椅围靠在桌边，格外引人注目，桌子上方挂着一枝华丽的吊灯，屋顶用洁白的石膏板装饰，雕刻着蒙古特色的图案，墙壁贴有蓝绿相间的印花壁布，更显富丽高贵。正墙上挂有一幅巨大布画：俩个儿童天真嬉戏，女童端着银碗，男童拿着哈达，呈现欢乐吉祥。整个房间都铺垫厚绒地毯，给就餐的客人增添了一份舒适和尊贵。

大家依次落座，随后俩名红装女服务员端上餐具，一名绿装男服务员提着锃亮的茶壶，为大家倒满清香的奶茶。人们客气地说笑着，气氛渐渐融和起来。几分钟后，服务员开始上菜，全一色的蒙古风味：甜饼，酸奶，炒米，牛肉干，香肠，烤羊排……在桌边一溜儿摆开。酒是三星级的河套老窖，口感醇香。袁主任先讲几句祝愿辞，说完，把手一伸，招呼大家吃喝。刚开始大家都文绉绉地拿捏着，三杯酒过后，就放开了手脚，大声说笑起来。田景明爱唱歌，忍不住站起身来，为大家唱了一首《夸河套》，大家鼓掌应和，齐声喊好。工务专业的曾队长不甘示弱，也为大家表演本地曲目《罗干妈》。他向服务员要一块白毛巾围在额头上，离开坐位，走到门口，突然躬罗起身体，模仿着小脚老太太，拿拿捏捏地说唱起来，“我叫罗干妈，今年六十八，前生命不好，嫁了两次人，认了干儿子，名字叫鹏飞……哎，我年老体弱，不知还有几年活头，赶紧替鹏飞，张罗一房媳妇，，省得他孤独难熬，想女人心焦……”说唱到此，引得人们一阵哄堂大笑。

曾队长扭扭捏捏地表演完，袁主任让旁边的苟发庆也表演一段，给大家助兴，苟发庆摇头说不会，别人不让，要罚他三杯酒，他无奈，连喝三杯交差

席面上，大家推杯换盏，把酒言欢，气氛渐入高潮。这种超级享受，对于站区的管理者来说，无疑是一件愉快而有意义的事情。

桌上摆的八瓶酒喝完，大家都有些醉意。小胡出去一趟，不一会儿，领着几位穿蒙古袍的演员进来，他们有的拿着乐器，有的捧着哈达，有的拿着酒瓶，笑盈盈地坐在屋角的大长沙发上，等待为客人表演。小胡回到席位，笑呵呵对大家说道：“咱们请来当地有名的乐队，为大家唱歌助兴。”随后走到乐队前，跟一位女演员低声交代几句。女演员点头，转身向乐队一挥手，音乐猛然响起，宴厅里顿时流动起清新欢快的旋律。大家转头观看，神情为之飒爽。第一曲是《祝酒歌》，一位窈窕女子手捧蓝色的哈达来到袁主任面前，另一位漂亮的女子端着银色的酒碗跟在身后，一名男子拿起酒瓶在旁倒酒，另一名男子站在袁主任的侧面，转动歌喉，用蒙古语为客人放声高唱。歌声刚落，捧哈达的女子将哈达挂在袁主任的脖项上，敬酒的女子将身一欠，把一碗酒敬给袁主任，袁主任接过酒碗，也欠一下身，按照当地人的礼节，用手指蘸一下酒水，对天一弹，对地一弹，对人一弹，表明上敬天，下敬地，中间敬人，然后一饮而尽。大家齐声鼓掌叫好。接着音乐声又响，《鄂尔多斯之恋》的曲调升起，悠扬的旋律激荡着每一个人，敬酒队走到曾队长面前，曾队长痛快喝下一碗，有人起哄，让歌手再为曾队长献一首，曾队长摆手推辞，歌声却早已唱起，曾队长只得再喝一碗，大家欢呼。下一个轮到苟发庆，苟发庆摇摇晃晃站起来，引得大家一阵大笑，他稀里糊涂把酒喝完，一蹲身子坐下去，木着脸，呆在那里傻笑……十几个人轮流敬完，大家仍觉着意犹未尽，不忍叫停。然而天下没有长久的盛情，也没有不散的宴席，最终，大家还是回到大轿车里去，把剩余的能量放在车上喊叫出去。车行一路，歌唱一路，说笑一路。他们从原野上来，粘一点城市的繁华，又回到原野上去。

回到站区，已是深夜，大家相互搀扶着下车，回到办公室，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又是一阵畅谈。

第二天早晨，苟发庆双眼通红，王国光看见咯咯发笑。吃早餐时，田景明坐在王国光旁边，王国光问他，苟发庆的眼睛怎么了？田景明说他昨天喝醉了酒，碰到自己的房门上了。

“他喝了多少？”

“差不多有一斤。在酒店里就喝多了。”

“酒店里的饭菜怎么样？”

田景明小声说：“一色的蒙餐，不错。”

“花了多少钱？”

“大概也得两三千。会计结的的帐，具体钱数不太清楚。”说完，俩人都默默吃饭。

到了九月份，运量突然猛增，每天运行列车达到六对，公司内部酝酿起一股乐观情绪。但是运量上去了，人员缺乏问题又显现出来。每一个站区都缺工人，每一个专业都超负荷干活，一人多用，一人多能，见活儿就干，渐渐成为站区员工的常态。

星期五下午，王国光正在运转室检查控制台，列检的熟练工马瑞飞来运转室看行车计划，坐下来和值班员张立江抱怨：“干活时间太长，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人熬不下来了。”

张立江苦笑说：“我们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