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二，崔君肃返回水师，把此行经过详细报之来护儿。</p>

对来护儿和水师来说，当前东都局势如何是次要的，主要是黎阳局势，是水师必须确保黎阳局势在可控范围内，必须把齐王对东都局势的威胁降到最低，然后水师才能集中力量、心无旁骛、倾尽全力救援东都，否则水师时刻都有腹背受敌之危，来护儿始终都被齐王所牵制，这对围剿杨玄感平定叛乱十分不利。</p>

但齐王身份太特殊，牵扯到的利益太复杂，尤其圣主的“家务事”，谁也不愿“多管闲事”插上一脚，所以来护儿倍感“棘手”，无从下手，这才有了崔君肃的“黎阳之行”，试图通过崔君肃这个皇亲国戚来打探齐王的“底线”，并以水师为“后盾”向齐王施以重压，迫使齐王做出妥协。</p>

齐王的确妥协了，只是这个妥协力度太大，远远超出了来护儿的预料，让他难以置信。</p>

齐王决定，为确保永济渠的畅通，他将于明日率军离开黎阳，沿着永济渠两岸剿杀贼寇。而水师将于明日进驻黎阳，接管黎阳仓，完全控制黎阳局势，完全控扼大运河。也就是说，齐王不但把大运河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来护儿，还把自己拥有的东都局势的主动权也一并交给了来护儿，而这个主动权来之不易，是齐王辛辛苦苦甚至冒着不惜与圣主反目成仇的风险抢来的，但齐王慷慨相送，“净身出户”，毫不犹豫地远离了这场风暴。</p>

来护儿摇头叹息，“某欠了齐王一个人情，一个好大的人情。”</p>

来护儿“不劳而获”，接下来如果他迅速剿杀了杨玄感，迅速平定了东都风暴，他和水师将士必将建下显赫战功，而这也间接帮助圣主挽救了部分权威，毕竟去年正是圣主坚持己见、力排众议，重赏了在平壤大败的来护儿和水师将士，而来护儿和水师将士则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圣主去年的决策是多么的伟大和英明。</p>

当然，世上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爱，也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恨，而齐王也不可能无缘无故的送给来护儿一份天大的功劳，某种意义上，尤其从来护儿的立场来说，齐王这份“好大的人情”实际上就是个陷阱，问题是齐王这个陷阱挖得好，挖得妙，即便来护儿看到了，不想跳下去，但迫于形势，也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跳下去。这一跳下，他和齐王之间就有了利益纠葛，而且是摆在桌面上人人都能看到的利益交换。</p>

水师一来，齐王就“走”，丢下黎阳这个“烂摊子”不管了，来护儿怎么办？他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运河再次中断吧？他只能接下这个“烂摊子”。但他一接，他就“有嘴说不清”了。你怎么解释这件事？你总不能说齐王害怕了，扔下黎阳跑了，水师不费吹灰之力捡了个大便宜吧？就算你这样说了，也要大家相信吧？总之越描越黑，来护儿最聪明的办法就是闭紧嘴巴，硬着头皮把这件事扛下来。我和齐王之间是有利益交换，但我不利益交换，我就无法以最小代价拿下黎阳，我就无法轻而易举地“赶走”齐王。我也因此的确“欠”了齐王一个人情，但我问心无愧，危急时刻我只能这样选择，我总不能和齐王大打出手，总不能进一步恶化东都局势吧？</p>

然而，“人情”是要还的，利益交换也是有来有往的，齐王已经给了来护儿最大利益，那么来护儿又将给齐王何等利益？</p>

一想到此，来护儿就“头痛欲裂”。齐王要北上戍边，而其真正目的所有人都能看到，因为汉王杨谅就是前车之鉴，谁敢保证齐王就不是第二个汉王杨谅？就不会重蹈汉王杨谅之覆辙？当前南北关系恶化，南北大战迫在眉睫，加强北疆镇戍力量乃头等大事，齐王此刻北上戍边，无疑就是冲着“实力”去的，就是要把北疆镇戍力量转化为自身实力。</p>

然而，想法是好的，事实是残酷的，当前国内外形势对北疆镇戍十分不利，谁去坐镇北疆，谁就是坐在“火山口”上，注定了悲惨的命运。</p>

中土连续发动西征东征，对外来说是中土野蛮扩展，威胁到了北虏诸种的生存，而严重的生存危机迫使北虏诸种不得不搁置矛盾，暂时齐心协力一致对抗中土，正好中土连续两年东征失利，元气大伤，给了北虏诸种千载难逢的反击机会。如此机会，大漠上的突厥人岂能放过？</p>

大漠上突厥人曾经建立过一个西至咸海东至黑水的庞大汗国，但很快就以金山（阿尔泰）为界，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而两个汗国的牙帐都以统一为己任，但统一后的中土，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们统一，三足鼎立总比两虎相争要好。这种背景下，北方大漠上的东。突厥汗国若想完成统一大业，首要对付的就是中土，而遏制、打击、削弱甚至是重创中土的机会就在眼前，可想而知结果是什么，南北大战必然爆发，而且很快就会爆发，这已是中枢和卫府高层的共识。</p>

在国内，改革激化了矛盾，而东征的失利让圣主和改革派遭遇重挫，政治优势丧失殆尽，于是这个矛盾轰然爆发，保守派展开了凌厉反击，杨玄感的兵变就是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一场血腥厮杀。现在就算剿杀了杨玄感，平定了这场风暴，重创了国内保守派，也不会缓和矛盾，相反，矛盾会更加激烈，其中蕴藏的力量更具毁灭性。而中土在国内外两个战场上的惨重失败等于“自废武功”，军队损失惨重，政局基本失控，财力消耗殆尽，急需休养生息，偏偏南北大战一触即发，此刻明知北疆镇戍力量需要加强，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力物力财力都跟不上了，而尤其严重的是，保守力量对改革的仇恨越来越大，一旦国祚危难之刻，保守派在改革派的背后狠狠捅上一刀，自毁长城，则国祚有崩溃之危。</p>

这种危局下，圣主和以改革力量为主的中枢，在北疆安全和国祚安全之间的选择不言而喻，即便坚守北疆，即便进行南北大战，也不会倾尽国力，而是倾尽全力保全国祚，在此基础上阻御北虏，坚壁清野，打持久战，打消耗战，而北虏一旦攻击受阻，又不能掳掠到足够物资坚持下去，最终必然因为财力上难以为继不得不撤兵。如此一来，中土虽然在南北战争中一败涂地，狼狈不堪，但在战略上赢得了空间和时间，对中土的未来还是有利的，只是圣主和中枢不能承担战败的罪责，不能继东征失败之后再一次遭受政治军事上的双重打击，必须找一个“替罪羊”，而齐王主动要求北上戍边，等于送给圣主和中枢一个最好最完美的“替罪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