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我叫东方红，华夏人民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也是新上任的鹦鹉县副县长，今天特地来向各位取经。井头镇是大家的家乡，是大家从小成长的地方。人不可以忘本啊，同志们。现在井头镇是全县最贫穷的镇，我想作为井头镇最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大家是有责任的，也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大家都在思索着，没有说话。

东方红又接着说：“当然，政府也有责任，没有多向你们征求意见，共商发展大计。今天，大家共聚一堂，就是想希望大家为井头镇的发展共商大计。还请大家畅所欲言，不要有所保留。只要是有利于井头镇的发展，有利于老百姓的生活的点子大家都可以说。怎么样，谁先来，不要客气了吧。”

人群还是沉默着。

“刚才大家还很踊跃发言嘛，怎么现在不说了。这可不好，不作为可不是个好现象。既然没有人开头，那我就点名了。今天，每个人都要发言，我们可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今天说不完，明天继续说，直到大家统一思想为止。这样吧，我这里有个名册，我就按照年龄的大小顺序来点名了，点到的人先做个自我介绍，然后再说出自己的想法吧。”东方红微微一笑，就真的开始点名了。

“我叫张辛，是个老知青了，现在镇中学教历史和政治。我谈一下自己不成熟的看法吧，也算是抛砖引玉了。我个人认为啊，现在我们镇的农民的负担实在是太重了。大家可能都看到了，成片成片的土地荒芜啊，在我们井头镇的历史上什么时候出现过这种情况啊。我们井头镇虽然地处丘陵地带，不适合机械化耕作，但是土地还是很肥沃的。看着着大片荒芜的土地，我心痛啊。我想，农民的心情更沉重，因为土地是他们几千年来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物质，谁都舍不得割舍。可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呢，去外地打工呢？这值得我们思索，也应该让我们反思。事情有果必有因，只有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才能解决问题。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是，由于农民的负担过重，各种名目的税收和摊派让农民不堪负荷，这片土地已经养不活他们，所以只好另谋生路，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是农民心甘情愿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井头镇要真正发展起来，首先就应该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就谈发展，我认为那是不切合实际的东西。”张辛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干瘦中年人，估计还是有些紧张，也有些激愤，以至于嘴唇有些发抖。

“我叫李龙全，是一个企业管理人员，也是一个下海人员，也算是身上有些叛逆的血液吧。我学的也是历史专业出身。我就接着刚才张老师的话来谈谈个人的想法。为什么农民的负担会过重呢？这个问题我认为要深入分析。中央的政策是很清晰明确的，农民的负担不应当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五，我们井头镇农民的负担在我看来，至少是超过了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了吧。我认为这还是保守估计，可能要达到百分之四十甚至是百分之五十。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那么它的产生根源在哪里呢。我是学历史的，也只能从对历史的研究中找原因。我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井头镇的当官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想我们井头镇的干部至少有两三百人吧，当然，具体数字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大体数字各位领导心里应该有数吧。从纵向分析吧，我国的历朝各代，应该没有哪个朝代的官员有这么多吧。无论是封建王朝还是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政府，都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政府机构。从横向看呢，当今世界各国，应该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官员和老百姓的比例达到这么高的对比状态吧。这么庞大的政府机构，这么多的工作人员，总要人来养吧，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很不幸的是，我们的农民就成了那可怜的羊羔，这不可不说是一种悲哀。所以，我看我们井头镇要发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庞大的政府机构，缩减机关干部人员。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减轻农民的负担，让农民轻装上镇，图发展大计。”李龙全的话语可谓是比较尖锐，也一针见血。

龚义夫和刘有才一听，脸色阴沉得都可以拧出水来了。

“我叫钱全，一直北方大城市里从事一些政策研究。我认为前面两个同志的话有些道理，毕竟，好几顶红帽子管着一顶草帽子，这就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政府机构的臃肿也会给办事效率埋下隐患，不利于垂直管理。人多了，互相推脱，互相推卸责任的想象就必然增多，以至于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所以，我认为也有必要对政府机构进行适当的精简。当然，这也是我的个人意见，仅做参考。”钱全的话语就比较圆滑了，作为一个政策研究人员，在他自己看来，要不是井头镇是自己的家乡，自己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语来。

“看来，钱全同志的话还是有些保留啊。”东方红笑了笑，“不过，还是很感谢钱全同志精辟的发言，还请大家也就如何发展井头镇的经济做一些具体的发言。”

精简政府机构，精简政府工作人员，这可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东方红不想过多的在这个上面纠缠，这种事情必须从长计议，不可轻率行事，否则就可能从根本上失败。<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