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在二十六楼的人肯定在办公室，而且还是在公共办公区的某一天电脑前坐着。后期那屋，之后找带子的时候才会去一会儿，摄像那屋我们基本不去，轮不着我们带着摄像去采访。我一直到半年后离开电视台，我只去过那屋一次，是提一个摄像老师送还三脚架。我也没有用过台里的摄像，我倒是独立完成过一个片子，不过那个片子的摄像并不是台里的。

二十六楼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就是厕所，剩下的屋子，不能乱进，也不能瞎溜达闲逛，所以大家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办公室里，在二十六楼的时候。对于没活干，没有采访任务的人来说。

我肯定还得去四楼，用张哥的账号，联系朱哥教我的掐同期打唱词，后来越学越多，有时候张哥也来看看，来教一会儿，我就拿着本赶紧记下来。现在那个本不知道在哪，但如果要找的话，肯定能找着，应该是在我的一个箱子或者柜子里。那个本主要就是记大洋的各种操作方法和稿件的写作技巧了。后来组里由发了一个本，这个本主要是用来记采访对象说的话，也采访之前准备的问题了，还有一些背景资料，人名职务什么的，这个本还没用完，我就走了。

那段时间，上午接进来，我就去四楼，练到中午，吃完饭回来，拿出本子上记得东西再练。而且，我在第一周六，还专门问了左丰，说周六周日没人接我们，但是我们想来练练大洋，能不能安排人接一下我们。那天，我跟王晨博、南蓝我们三个一起来的，但左丰不知道王晨博也来了，在第二周周一的例会上表扬了我和南蓝，没表扬王晨博，让他有些不爽啊。那时候，南蓝跟我的关系很好。

因为南蓝要跟着我学大洋，其实她大部分人的情况一样。只不过她开窍的早一点，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才能学到东西。他们有的是没人带，有的虽然分给了具体的人，但那人没时间教他们。于是，我就现学现卖成了老师。朱哥教我的，张哥教我的，我再教给他们，尤其是南蓝。有时候，他俩给我讲大洋的时候，他们也会过来听。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我是很受欢迎，很吃香的。

之前我就说过，我对女生不设防，教她们也是毫无保留，我学了什么我就告诉她们什么，我也从来没有把她们当做竞争对手，我就是一直觉得大家都是实习生，都是来实习的，大家应该互相帮助，我是物伤其类。看到她们没人教，没人带，我心里也不舒服。总觉得大家一起来的，我有人带有人教，她们就没人管，有些不公平，并不仅仅是运气的好坏。运气好的人分到一个愿意教你的记者，运气不好就被分到没时间带你的记者。不是，不是运气，是规则不公平。

当然，后来她们也慢慢的学会了找其他人教她们，找各种人，各种哥，各种姐的叫，说好话，帮干活，当然这中间已经有人觉得自己没人管没人问天天没事干什么也学不到，走了，离开电视台了。走的早的，现在想想，太明智了。我走的就有点晚了，我应该早走三个月就好了。这边一拿到毕业证，那边就得走，马上找个工作。走的晚了，就算有三个月的试用期，也该拿到自己的第一笔工资了，这一下耽误了三个月，一分钱没挣到不说，每个月还得往里搭钱。

别的不说，固定费用，房租，电话费，地铁钱，一千块没了。我一直认为对一个应届毕业生最多尊重就是给他钱，给他发工资，发奖金。这样他才算是毕业了。他才有底气说自己挣钱了，自己独立了，自己的劳动获得了认可，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能挣着钱了，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一个应届毕业生体会到工作的乐趣，做人的尊严了。

我干的活值不值钱，我能不能挣着钱，钱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挣着钱了。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货币价值，我可能依然需要家里的补贴，但这是一个开始，我开始挣着钱了。也许个月之后，我就不用家里给我钱了，我甚至还能跟家里人吹吹牛，“我发工资了，你们想要啥，随便说”。

就像一个婴儿吮吸到的第一口奶一样，我相信，那是个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