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每到下午下班后，我一边捡着废品，一边去那边找活干。

我一家一家的问着，“老板，要装卸的不？哼哼哼。”我笑着说。

建材街的最北边路东钢材店的老板，非常不屑地看了我一眼，“留个电话，随时有活，随时找你！”他递给我本子和笔，我写上了我的名字和手机号，“字不错啊，等着吧，有活找你。”他说着就忙自己的了，算账啥的。

此后，有的把我的手机号随手写在了墙上，看都没有看我，就让我走了；有的看了我一眼，充满着质疑，把我的手机号写了墙上的挂历上；有的非常客气地在专用的本子上，还有的输入了手机的通讯录里。

也有当时就干活的，但工钱都是十几或几十，但大多数的老板都会少给，甚至还会非常不屑地用一些纸箱什么的抵价少给的工钱，还会笑着说：下次，下次多给。

就这样，我每天忙碌在律所、马路上与建材街上，每天有空还要去收拾那些破屋子。

我每天忙的像车轴一样的，艾英和张帆也一直会隔三差五的找我要钱，我也不在意了。这两个都是我爱过的女人，都是因为我的过错而受伤的女人，都是我孩子的母亲，不比计较什么了，她们的健康、安全、快乐，才能让我快乐与实现活着的意义。

看着我每天都忙的不得了，整个人晒的乌黑，脸沧桑的像一个四十五岁的人，我的爸爸妈妈、养父母甚至前岳父母都很心疼。艾英和张帆也心疼，但出于顾虑对方的感受，都没有说。

经过我养父母的做工作，张帆的家人们也通过观察认为：我并没有什么严重过错，应该给机会。

但周需还是会到家里来的，每次都是很害羞，走到院子里，放下礼品就笑着跑了。

我又装备了一个收购废品的小喇叭，下班后，就开着轰鸣的三轮车走遍大街小巷，或捡废品，或收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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