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边境不宁，宋夏多次交锋不说，多地贼乱又开始起来。这个时候，朝堂上谏官不满现状，纷纷上书言事。为首的便是范仲淹，仲淹上了幅《百官图》，将朝中许多的官员，都画下来，用笔一一标好了姓名和官职，详细给赵官家例出来。

仲淹指着上面的人，一一给赵官家介绍说，哪个哪个，在没有任何的功劳下，只因为母舅是尚书，出仕三年就连升了数级，如今已经做到了知州；

哪个哪个，功劳不大被越级提拔，根本没按原来的规制；哪个哪个，在有重大过失的情形下，被贬去做了一年的通判，立刻又被升迁了。

哪个哪个，虽然身上的功劳不小，因为在上头没门路，有功劳却一直没被人提，到如今仍旧只是个知县。而且这知县听见说，要想把自己的功劳报上去，让上头知道注意到你，就需要花足一万两！升迁这事儿，并不是埋头苦干自然就升了。

说到了最后，仲淹向赵官家建议道：“朝廷在选拔、罢黜官吏的时候，不能将大权都交与宰相。”见势不好，吕夷简等人针锋相对，反驳仲淹的说法，仲淹又连续数次上书，其中有一道劄子道：

祖宗之初，约天下之入以周其用，则倍有余矣。而八九十年间，朝廷全盛，用度日滋，増兵颇广，吏员加冗，府库之灾，土木之蠧，夷狄之贪，水旱之患，又先王食货之政，霸王之略，变通之术不得行于君子，而常昵于群吏，则天下之计宜其难矣。

观今之郡长鲜克尽心，有尚迎送之劳，有贪燕射之逸，或急急于富贵之援，或孜孜于子孙之计，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狱讼稍简为政成，以教令不行为坐镇，以移风易俗为虚语，以简贤附势为知几，清素之人非缘嘱而不荐，贪黩之辈非寒素而不纠，纵胥徒之奸克，宠风俗之奢僭，况国有职制，禁民越礼，颁行已久，莫能举按，使国家仁不足以及物，义不足以禁非，官实素餐，民则菜色，有恤鳏寡则指为近名，有抑权豪则目为掇祸，苟且之弊积习成风，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

比年以来不知选择，非才贪浊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县观一州，一州观一路，一路观天下，则率皆如此。其间纵有良吏，百无一二。是使天下赋税不得均，狱讼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盗贼不得除。民既无所告诉，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奸雄起而収揽之，则天下必将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

看得多了，赵官家命人把范仲淹叫过来，问他便道：“希文上的那一道劄子，昨夜我已经看过了。依朕看来，如今虽然算不上盛世，富贵繁华的景象，却也有些。希文所说，是否有些夸大其词？”

范仲淹道：“因为我朝重商的原因，都城东京、还有一些通衢的要道、沿江、沿海的一些州县，确实繁华，这个不假。然而中国疆域不小，既有这富贵繁华的东京，也有那偏僻边远的穷州恶县。

这些地方因为穷困，赋税也难收，往往得不到上面的重视，他们更喜欢富足的州县。一旦出事，祸患却往往先发在这里。在平常年景的时候，家中存粮尚且不够，仍需要一半的野菜来充饥。一旦不幸遇到灾年，一年所得寥寥无几，根本不足以养活妻儿小，百姓难免就揭竿而起了。

更有南方多地，民生艰难，百姓无力抚养太多的子女，只要超过了三男两女，便将其溺杀。许多穷恶州县官吏的用度吃穿，远不如都城东京的门吏、走卒。此种地方，贤官良吏亦不愿久留。长久则盗贼滋生，狱讼不平，权豪为祸屡见不鲜。”

官家听说了便道：“希文讲的这些话，朕却不太听别人有此见闻。”仲淹遂就解释道：“读书需要有银钱支撑，所以富裕繁华的州县，能中进士的人便多。穷州恶县，一日三餐尚难以维持，子弟如何有机会读书？没有进士，自然难有替家乡发声的人。”

这话儿赵官家真信：当初范仲淹两番被贬，去过不少的穷恶去处。据说他为了改善民生，亲自走访过多地，知道的多些。他的好友欧阳修，也曾经被贬至夷陵，穷州恶县也去的不少，两个人闲时，这些事应该没少提。

因为仲淹这个话儿，赵官家心里面琢磨了说，以后科举进士名额，应该往边远的州县倾斜倾斜。然而真要去这么做，又害怕百姓仍旧没机会读书，豪强得了这个机遇，更容易为祸乡里了。这不是一计一策能解决的事儿，只能等以后再慢慢琢磨。

除去这个，范仲淹又讲了一些话，终于让赵官家明白了说：在中国的境内，非但穷困的地方不少，甚至比富贵繁华的那些地方，数目要多上好几倍。治国不能只看到表面的那些风光，把阴暗、寒冷的角落，给忽略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