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苏亦一直犹豫，要不要跟白槿她们揭秘定陵的发掘过程。

然后望着吴宗鳞渴望的眼神，他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讲。

虽然，他现在的身份不是大学里面的助教，没有义务给几个比年纪还要大的人去科普历史，但作为一个历史长河的逆行者，他觉得自己有义务给这些年轻人普及一下正确的历史知识，而非人云亦云的论调。

比如，吴宗鳞这家伙，堂堂中大历史系的学生，都相信定陵的发掘存在超脱科学范围的灵异事件，某种意义来说，这就是考古工作者的悲哀。

一个马上要投身考古专业的学生，都相信考古发掘过程中存在妖魔鬼怪的事情，就知道传言有多可怕了。

“其实定陵发掘的经过，在58年7月25号发行的《考古》期刊上面发表的《定陵试掘简报》里面就有详细的纪录，不过现在咱们在祖庙工作站里面，一时半会找不到这期《考古》杂志，所以大致跟你们讲一下经过吧。”

苏亦没吊吴宗鳞他们的胃口，直接开门见山。

这家伙却说，“苏队长，你可不能讲太深奥的东西，我们才大一，可比不得你这个北大研究生。所以，你待会讲故事的时候，能不能稍微浅一点，你刚才跟黄馆长他们说的关于博物馆的学术观点，说实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这一次，轮不到周雅琴怼他，苏亦就说，“听不懂就多读书，这些都是在书里面。”

就差一点说这个家伙不学无术了。

所以，白槿周雅琴俩人忍不住噗嗤而笑。

吴宗鳞越发尴尬。

“中大的图书馆藏书相当的丰富，你们又是历史系的，以后会跟各种历史文献打交代，多读一些书有备无患，就算不记住，有一个大致印象，日后，需要查找资料的时候，都有一个方向，不至于一头雾水，毫无头绪。”

苏亦忍不住摇头，“你啊，就是有些疲懒，这点你就比不上向左岸，他虽然有性格有些偏激，但他身上有股狠劲。估计，他在学业上比你用功多了，不然，也不会说要超越我的话，估计你自己就没这信心，所以，如果真想有所作为的话，还是要多努力，嗯，跑题了，还是回归正题吧。”

“在说，定陵发掘经过之前，想跟你们讲一讲，国家为什么会有定陵的发掘计划吧，新中国成立之后，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各个方面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然而，在文化事业方面也想要出成绩的，这样一来，相关的领导就有了发掘明十三陵的想法。这一切都源于政务院两位副总视察十三陵的时候，心血来潮提出能否发掘长陵在地下建立博物馆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时任首都副市长吴含的积极回应，所以55年10份的时候，吴含就联合另外四人给政务院递交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第二天就递交到时任政务院习秘书长的办公室。这事太大，习秘书长做不了主，直接批转到主管文化事业的陈副总办公室，并呈报总理办公室。事情公开以后，考古系统内，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时任国家文物局的郑局长，他兼任中科院考古所的所长，连同主持考古所日常工作的副所长夏鼐先生都提出了明确的反对。”

吴宗鳞第一个问出自己的疑惑，“为啥反对啊？既然专家们都觉得发掘长陵重要了，郭老都参与提倡发掘了，为什么郑局长还有夏鼐先生会反对啊？”

白槿不问，但她肯定会有同样的疑惑。

周雅琴同样也是如此。

其实，就连以工农兵学员毕业的沈明都疑惑。

其实，就连曹子均都疑惑。

这里面很多缘由，说的不清不楚。

这年头信息获取的渠道有限，如果师长不刻意去讨论这个问题，作为学生是很难获得自己想要的某些知识的。

远离首都广东，沈明跟曹子均俩人虽然已经参加工作，但是他们对某些信息的掌握，某种程度来说，其实是一样的。

“夏鼐先生他们认为，现阶段的技术水平，还难于承担发掘皇陵这样巨大的工作，出土的古物在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必须慎重。大家都知道中国田野发掘起于20年代，国内的发掘经验，并不算太丰富，早前只有仰韶文化遗址，北京猿人化石等经验。”

这个时候，沈明说话了，“不对吧，咱们国内除了仰韶，周口店，还有殷墟啊，还有半坡遗址呢。”

众人都跟着附和。

苏亦解释，“殷墟就不说了，发掘的主力是史语所，史语所李济等人都去对岸了，不少出土物搬运过去那边，对于殷墟的发掘经验是断档的。至于半坡，半坡遗址是石兴邦先生54年主持发掘的，一直到57还在持续，结果，55年就打算发掘长陵了，当时，考古所人手就极其有限，这也是为什么让白万玉先生当副队长的原因。”

沈明又问，“考古所不至于缺人到这个地步吗？而且以白老的资格，在定陵发掘队当副队长，大材小用了吧？”

苏亦摇头，“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人员极其匮乏。尤其是年轻一代。就必须要培养属于自己考古力量。而，石兴邦先生就是50年进入考古所的新人、同一批新人，差不多还有跟他一起去辉县进行田野考古发掘的安志敏、王伯洪、王仲殊。”

说着，苏亦顺便跟白槿他们说，“既然你们下个学期要分到考古专业，那么就顺便跟你说说，当年辉县考古的事情吧。1950年10月-1952年，考古所在辉县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这一次发掘的阵容很强大，夏鼐先生任团长，郭宝钧先生任副团长，秘书就是苏秉琦先生。参加发掘的还有王伯洪、安志敏、王仲殊、石兴邦，据说这次发掘据说是为了培训这四个年轻人。辉县发掘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模式，1956年出版《辉县发掘报告》，也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考古报告。这些还是很重要的，你们以后有时间去了解一下。”

说着，苏亦觉得跑题，就回归主题。

“说到白老，跟小白你是本家的，所以也顺便跟简单说一下白老的事迹，白老在考古所的资格很老，早年跟随瑞典科学家安特森在河南，甘肃等地采集史前时期的标本，后又参加中瑞西北科考团的工作，这个团，当年梁任公准备让梁思永先生从美国回来参加的，只不过因为行程太赶，错过了。之前黄馆长提到的北大考古培训班，这，其实是文化部社管局跟考古所还有北大联合举办的全国性的考古人员培训班，当时就有一项保留节目，就是请白老讲自己的考古经历，所以这个节目也叫‘考古杂谈’，当时，好多人都听过，估计黄馆长也听过。”

“因为当时考古所很重视长陵的发掘工作，直接把白老派过去当常驻的业务骨干，在发掘技术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算是60年代初期从考古所退休后，仍在定陵工作很长的一段时间。至于为什么白老只成为发掘工作队的副队长，那是因为白老不是党员，而且还是技工非科研人员，而，队长就是赵其昌，也是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的学长，当时，他在北京文教会文调组工作，是政府方面的代表，55年担任考古发掘队队长的时候也就28岁。”

说完，他望向众人，“应该比诸位的年纪都要小。”

顿时，沈明忍不住翻白眼，“知道了，你们北大都是人才，你不用刻意强调了，继续说为什么夏鼐先生他们要反对吧。”

苏亦说，“简单来说，五十年代，全国各地需要发掘的遗址太多了，随便拎出一件来，在学术价值和学术史意义上都比定陵发掘更重要。五十年代的发掘报告，几乎都是经典之作，为什么经典，比如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这些，他们都是开山之作，材料的研究方法竖立了一个典范，成为后来研究的标杆。除此之外，因为属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大搞基建，需要考古人员支援地方特别多，比如，当年的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就是因为洛阳的城市基建而发掘的，带头的就是郭宝均老爷子，从某种意义来说，郭老之所以没有参与定陵的发掘，而让白老来，也是因为这个，基建太快，考古人员太少，根本忙不过来，这也是为什么五十年代会连续举办四届北大培训班的原因。这种背景下，抽动考古所的得力干将去发掘本来保存得好好的长陵，完全就不符合考古工作的实际情况。因为当时，汉唐都城遗址和帝陵、元大都的调查和发掘，这些都迫在眉睫，长陵的发掘就显得有些鸡肋，夏鼐先生他们并不热衷，而且，从考古学术角度出发，历史考古，尤其是越靠近现代的历史考古，研究价值就越小。嗯，这话说的有点武断了，考古人员很少去研究明代考古，因为明代的时候史料已经很丰富了，若非保护性发掘，基本上不会去触碰。反正就是各种原因在一起，夏鼐先生他们都不愿意发掘长陵。”

周雅琴问，“那最后怎么同意了呢？因为郭老他们影响力更大吗？”

苏亦摇了摇头，“其实，双方意见不一，究竟是发掘与否，都把希望寄托在总理身上。5天之后，总理在报告上挥毫签字：‘同意发掘’，巨人的抉择，使中国的考古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

众人恍然。

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

这次是白槿问，“不是说发掘长陵的吗？后来怎么突然变成定陵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