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桌子挨得比较近，不一会儿，两人的谈话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回过头，看到了两个男人。一个带着眼镜，体态微丰，穿着白衬衫，衣领敞开，未结领带，不像是商业人士，倒像是个读书人的模样；另一个身形瘦小，穿着看不出颜色的暗色长衣长裤，皮肤黝黑，表情卑微；手边放着一顶安全帽，倒像是个农民工。眼镜男士跟农民工不断的交谈着，不断的询问着什么，又叮嘱着什么。

赵慕慈听下来，大约是农民工在工地受了伤，要申请医疗费用的赔偿。这位眼镜男士，是他的法律援助律师，两人约在这小店里，律师在帮他看卷，告知他目前的进展，并且叮嘱他，几月几日，上哪个地方，哪着哪些材料，去走某个流程。

在赵慕慈看来，眼镜男士穿着神情普通之极，跟她见过的那些在一线大所供职的精英们根本不能相比；可即便这样，跟面前的农民工当事人比起来，他还是正式、体面、斯文许多。

眼镜男士耐心的跟农民工说着什么，没有不耐烦，没有鄙视。整个谈话的过程，思路清楚，平和从容，农民工听不懂的地方，他就再说一遍。

赵慕慈忍不住看他一眼。夏天的酸菜鱼小饭馆，拥挤而闷热。他脸上有汗，腋下和衣背上也渗出了汗印。他点的酸菜鱼饭吃了一半，放在桌子上，似乎是吃到一半，当事人来了，他便跟他聊起来了。赵慕慈听他的声音和语调，不居高临下，不颐指气使，竟是难得的平和，难得的关照。

农民工当事人总算搞清楚了，他羞涩而拘谨的点点头。眼镜男士回转身，拿起筷子继续吃了起来。农民工当事人呐呐的问道：“付……付钱了吗？”

眼镜男士像是想起什么，回头又跟他讲了几句，农民工当事人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看着眼镜男士又在吃饭，农民工当事人又试探着问：“付……付钱了吗？”

赵慕慈心想，他大约是想请律师吃这顿饭。可是语言笨拙，不知如何表达，所以便讲成这样。转念一想，没准也还有囊中羞涩的成分。这小馆子，一段饭虽然不过三十来块，但从门面装修看上去，还是有一种上档次的感觉。农民工当事人这样问，也许是拿不准这饭到底贵不贵，他能不能够付得起。

眼镜男士听到了，抬起头对他说：“付过了。”

农民工笨拙的笑着，不知该说什么。

赵慕慈忽然被感动了。见惯了衣着光鲜，谈吐洋派，动辄便是几千万甚至成百上千亿商业交易和金融项目的一线大所的精英律师们，忽然在这样逼仄普通的小饭馆里，看到了衣着普通的执业律师，为一个在这个城市中干着苦活累活，不为人所重视的农民工争取医疗费，辛苦操劳；在不为人所知的情形下保持着平和与尊重，耐心与关怀，甚至连一顿饭都是自己掏钱买单，她感到了一种别样的触动，以及律师职业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另一种可能。

眼镜男士注意到了赵慕慈。也许她脸上呈现出自己都觉察不到的微笑，眼中放出了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赞美，眼镜男士看到她，便暖暖的笑了。那笑容，温暖又敦厚，仿佛连他自己都在赞美自己。赵慕慈也笑了，不忍打扰二人，便转过头，看向眼前的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