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六年（1527），明世宗和大臣们关于他亲生父母名分的争执基本平息，这个被称为“大礼议”的事件最终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世宗借此树立起他在朝廷上的威信，完成了从一个入继藩王到九五之尊的蜕变，这一年他正好二十岁。ｋｅｎｗｅｎ．嘉靖朝初期，世宗任命了以张璁、桂萼为首的一批“大礼新贵”，大力革除前朝的旧臣势力与弊政，积极推行政治变革，内容涉及科举、吏治、税法等诸多方面，史家称之为“嘉靖革新”。正是在这一年，铸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铸钱概况

《明会典》载，“六年奏准铸造嘉靖通宝一千八百八十三万四百文”，这是下达给工部宝源局在北京铸厂的指标，议铸钱时已经是该年十二月，正式开铸则是嘉靖七年（1528）。南京宝源局稍晚于八年（1529）开铸，定额略高一些为二千二百六十六万八百文。

铸钱的目的不仅是经济上的需要，也有政治上的考量。最初议定的钱文是并非“嘉靖通宝”，《会典》载：“嘉靖六年，令晓谕京城内外，但有收积新钱限一月内尽数赴府县并各兵马司出首，具呈户部，照铜价给两银，收过新钱，即与销化贮库，听候铸大明通宝取用”，这里“新钱”指的是新铸的滥恶私钱。

这个建议应来自那些想要革新钱法的言官们，而且类似的言论在之后的隆庆和万历朝都有出现，动机无非是想统一钱文，以期可保行之万世，一劳永逸的解决钱文品种太多所带来的通行上的困扰。然而终明一世这个建议都没被采纳过，铸有帝号的铜钱不仅仅是一种货币，还是一个深入民心宣扬帝制的工具，世宗和他的继任者最后都选择把自己的称号铸到钱上流布四方，现存的大明通宝钱最早出现则是在南明时期了。

又“令工部查照永乐宣德年间事例，差官于直隶并河南、闽广铸造嘉靖通宝，解京贮内府司钥库，给军官折俸，并给光禄寺买办物料，每钱七百文折银一两”。这一条与《明实录》的叙述有出入，根据《世宗实录》嘉靖六年十二月申辰朔条所录，上谕户部论及盐政和钱法的弊病，要求拿出解决的办法，时任户部尚书的邹文盛在奏疏中建议：“宜仿永乐、宣德故事差官铸造，及先臣丘浚所议，于直隶、河南、闽广旧常私铸之地，令有司编立能铸人役，给工制造厚重好钱”，这个建议并没有得到批准，因为世宗认为“若令私铸地方开炉铸造，则奸弊愈滋”，同时又下令户部会同工部“查累朝未铸铜钱俱为补铸，与嘉靖通宝兼用”，却也没有下文。

嘉靖钱的质量无疑是明钱中的上乘，顾炎武称之为洪武以来“最为精工”，然而铸造成本过高却使得铸钱的定额时常无法完成。嘉靖十九年（1540），户部建议将还未铸完的数额分派给南北工部铸造，北京工部辩称“铜锡料具出南京，工巧而物贱，宜归南京，从之”（7）。虽然有其客观原因，这个推诿行为得到允许，与皇帝此时对政务的荒怠不无关系，嘉靖帝素好神仙之术，同年八月因听信方士段朝用之言，以为“深居无与外人接，则黄金可成，不死药可得”，开始深居西苑炼丹斋醮以求长生，不再上朝了。后一年北京宝源局便告停铸，原因是所铸“得不偿费”，南京局似未受影响，二十一年（1542）时仍在铸造，事见于顾太初《客座赘语》。

嘉靖二十年（1541）蒙古吉囊攻陷河套，同年九月与其弟俺答分兵入寇山西，其后数年又多次入侵明领地，二十九年（1550）的庚戌之变，蒙古铁骑一度兵临北京城下，胁求通贡，战事频发军费剧增，明朝由此陷入一系列长期的财政危机。嘉靖二十三年（1544），朝廷试图恢复明初曾经实行过的五等钱式，命工部仿照洪武钱式样，铸造折二、折三、当五和当十钱各三万文，钱背注明记重文字。这个试图发行虚值大钱来贴补财用的试验似乎并不成功，最初下达的铸额被怀疑并没有完成，之后也再没有铸造大钱的记录。

仿自元制的五等钱式洪武时期曾在全国多个地区大力推行，短暂的辉煌过后却几近消失，最根本的原因是发行大钱极易招致私铸的盛行，永乐以后国家铸币以小平钱为主，整个明中后期五等钱式齐出的情况只有嘉靖朝这一次，加之划时代的采用黄铜作为铸材，使得嘉靖记重钱在明代铸币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一月甲辰，“谕工部铸洪武至正德纪元九号钱每号一百万锭，嘉靖纪元号一千万锭”，这条圣谕同时记录于《世宗实录》和《明会典》之中，引起后人无数的争论。

之前的嘉靖三十一年（1552）被称为“倭患”的分水岭，徽州人王直勾结倭寇大肆入侵，东南沿海的浙江、山东、福建、广东等省均饱受其害，朝廷不得不派出大量军队抵御，同时在北方，明与蒙古诸部的战事仍在继续，皇帝想要铸钱的心情此时变得尤为迫切。而一千九百万锭（每锭五千文）的铸额，即使以北宋铸钱高峰期每年约四百五十万贯（每贯一千文）的水平计算，也需要二十几年才能完成，且不论明时钱局的生产能力与北宋年间的差距，铸这么多钱所需要的成本更是大大超出了国家所能承受的范围。

按照户工二部的估计，这个铸额全部完成需要本银约三千二百八十二万七百七十两，而当时太仓库贮银只有一百五十三万六千两，尚不足以应付京师和各边镇基本日常开支，仅是嘉靖钱的一千万锭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十几年深居修道，皇帝的思维此时可用混乱来形容了。

补铸前代年号钱的命令在嘉靖朝一共下达过两次，最后都没有实施，详细情况可参阅叶世昌、潘连贵先生的《嘉靖年间没有补铸钱》一文。世宗晚年性情乖戾，惟有大学士严嵩能与之亲近，巧言应对才使得补铸的事情化于无形，不过嘉靖通宝的铸造规模还是增加了，铸局也不止限于两京的工部宝源局，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就题准铜矿资源丰富的云南开局铸钱，拟定的年铸额为三千三百一万两千文，当时户部对云南开铸事宜的覆言中尚有“并行两广、福建、山东、凡出铜地方，如例遵行”的字句。

嘉靖四十三年（1564），北京宝源局“匠役人等侵料减工，致轻小滥恶不堪行用者”，内阁首辅徐阶上疏条陈铸钱五害，于是铸匠治罪钱局停铸，宫内赏赐只用南京和云南所出的好钱。四十四年（1565）再次开铸，又因为“旋边劳费以鑢铴代之，而铸工竞用铅锡以便剉，奸徒盗铸并金背亦不售，闾阎大困，后用部议止勿铸”。云南局的情况也不太好，实际所铸并没有达到当初预定的数额，当地民间习用海贝作为货币，铜钱难以通行，只能不远万里运至京城国库，耗费的成本太高没有什么铸息可言，虽然皇帝不顾大臣们的议论一再坚持，云南钱局终于还是在这一年停铸，国家收税和发放官俸都改为用银。四十五年（1566）世宗病重，服食道士王金等进献的丹药，药性燥致火发不能愈，十二月庚子崩于乾清宫。

嘉靖时补铸的命令没有实施，后世却有铸造嘉靖钱的记录。《会典》载：“凡南京铸钱……隆庆二年以船料取用反过三分，题准停铸”，《滇志》里也有隆庆年间云南铸钱的记录，隆庆通宝钱存世实物版式铸工均属同类，为隆庆四年（1570）北京宝源局所出，以上两个地方当时如果真有开炉，铸的可能仍是嘉靖通宝钱。此外《学庵类稿》食货志中还有万历五年“增设湖广荆州、衡州二府钱局，遣内官开矿采铜铸嘉靖万历钱”之说。宦官参与铸钱事务嘉靖时已有之，谭希思《明大政纂要》载嘉靖十九年（1535）“铸嘉靖通宝钱，命内监铸造”，朱睦绍也在《里朝中州人物志》称：“（嘉靖时）中官张志聪、吴勋造币于杭，自擅权利，又纵行头，色料既不中程，而盈金以逋，十年不讫工”。

二、钱制的变革

嘉靖朝处于明代铸币的转型期，铸钱业相比永宣时期的落寞，呈现出焕然一新的气象。除了恢复五等钱式之外，嘉靖钱最大的变化是采用锌黄铜作为铸材，取代了之前长期使用的锡青铜，这是中国铸币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而这得益于锌冶炼技术的进步。黄铜的颜色接近于黄金，在当时可能更受欢迎，虽然可塑性不如青铜，但是更耐磨和耐腐蚀有利于保存，铸材的改变也使得铜钱的面貌与前代诸钱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