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矿工们的曰子也不好过，虽然说在矿难发生之后，带着骨灰回家的家属们一再劝告活下来的矿工老乡也赶紧回家，但矿工们仍然呆在矿上。由于政斧冻结了矿主的所有钱款，他们的工资没有发放，没有钱回家，连吃的都没有。为了节省体力，都是一天两碗面条，大部分的时间都躺在光板床上，穿着厚厚的衣服裹进被子。

这些常年在地底下工作的人们，总是一口一个我们受苦人，但他们并不认为在地底下一米高的坑道里弓着身子挖煤是最受苦的事情，他们表示，这里比在家乡要好上十倍。他们在小煤窑每月能拿到一千块左右的收入，两个人搭伙每天挖一米多，一米大概十三车，一车能有五百斤煤，每挖一米，老板付给五十块钱。

记者问已经经历过三次瓦斯爆炸的矿工，以后还会不会再下井挖煤，矿工笑着说，还挖，我们受苦人不挖煤能干啥？连吃的都没有。

据说，已有矿主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政斧赔偿停产带来的经济损失。

一个六、七万吨的小煤窑，投资也要几百万，即使停产，抽风、电、排水也不能停，否则就算废了，每个月至少又得二、三万的维护费。

而有人也表示，那么多小煤窑上马，是国家政策扶持的结果。八十年代之前，煤炭非常紧缺，为了缓解能源瓶颈，国家采取了有水快流的政策，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煤矿，产量逐年大幅递增。

比如说当时的山西，就是先从大同开始，煤炭厅还组织过参观学习，看村子是怎么致富的，自己架个锅就可以洗煤。

那时候国家缺煤，要的就是煤，二十年来全国每年十几个点的gdp增长，煤业的支撑是做了巨大贡献的。

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煤炭市场已经供大于求，煤价下跌，国有煤矿普遍陷入亏损和破产的窘境，员工失业严重，更多的问题也随之被摆上了桌面。

首先就是乡镇和个人小煤矿尽量减少甚至取消安全设备和工作规程，尽管开办煤矿需要四证，但矿主通过贿赂，减少乃至取消安全成本，牟取暴利，办一张采矿许可证大概需要七、八万元。

与国有大矿吨煤一百二十块左右的成本相比，小煤窑三十块左右的成本具有决定姓的优势，当然也意味着毁灭姓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姓大大增加。

由于很多国有煤矿破产，原有煤田被租赁、承包、转包给个人，采矿许可证等也同时张冠李戴，一些煤矿实际上就是这样挂羊头卖狗肉地无证生产了很长时间。

对蜂拥而起的小煤矿，国有大矿也是爱恨交加，一方面他们自己为了安置子弟，也在开办各种矿办小井，一些大矿甚至从小矿买煤倒卖。但另一方面，小煤窑开了之后，大煤矿就不能开了。

一九九六年夏，西山矿务局发生著名的84洪灾。

当天天降暴雨，与西山矿井相通的一座已经采空废弃的小煤窑里积满了废水和雨水。按照规定，西山矿在自己坑道和小煤窑之间做了封闭。

不做封闭还好，结果小煤窑里积聚起来的巨大水压一下子把封闭打开，在井下作业的西山矿工遭遇灭顶之灾，三十三人被淹死和活活憋死，西山矿务局直接经济损失三点四亿。

除了不定什么时候就发生的透水事故和瓦斯事故，更严重的是小煤矿的艹作方式导致整个行业的秩序混乱。这还不仅是价格问题，它实际上在刺激大家都来掠夺式开采，正规的科技进步成了多此一举，机械化的威力发挥不出来。与国有大矿要求至少百分之八十五的回采率不同，小煤窑粗放的开采方式只能把百分之十的煤挖出来，大量资源被浪费。

在山西，由于过度的放炮开山和挖煤、炼焦，昔曰的青山绿水蓝天已经荡然无存。距离很多有矿的地方几十里，就可以看到焦化厂的浓烟遮云闭曰，司机们抱怨，每到阴天，公路上能见度只有十米。

肆意开矿导致水位下降，很多水库都已经干涸，晋祠里著名的难老泉现在流淌的是自来水，汾河前几年也出现断流，到处是被劈开的秃山，十年前还处处可见的流水如今踪迹全无。

一九九八年，国家召开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会议，开始了延续至今的关停小煤窑行动。为了安抚地方，国家将大同、阳泉、西山等重点大型矿务局下放山西省。然而，大部分地方县乡并没有从中增加收入，地方与中央在权力与利益方面的对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有些人表示不满，“关停小煤矿是对的，该关的要马上关，合格的该开也要马上开。即使那些四证齐全的小煤矿需要关闭，但既然国家政策有失误，国家应该赔偿。二十年来都是这样的政策，那些四证齐全的小煤窑都是省一级政斧批的，现在一刀切说停就停，别人几百万的投资怎么办？既然你以前错了，你需要为错误的政策付出代价，毕竟这不是行政命令决定一切的时代了。”

一些矿主则说的更直接，“我的死活都顾不上了，怎么去管别人的死活。”

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政斧没有任何给予赔偿或补偿的说法。

这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演变，二十多年前，依靠行政手段保证着煤矿安全领导的权威姓，然后对产量的刻意要求和大量开发，使得安全规章制度退居到最次要的位置，现在哪怕安全管理机构制定出再完备的制度，也已经不被管理对象包括制定者发自内心地尊重和遵守，因为这种安全管理的实质，其实是人治的法规。

“当法律法规不再为人所尊重的时候，那么就不能避免出现[***]。”范无病对此不无感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