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外的意见则直指，陶建幸用几十天时间就把春兰给瓜分了。

有媒体采访江苏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他很有技巧地回答，他个人对此表示支持。

而中央有关部门官员则称，国家并未制定可以这样做的相应政策。

很多经济观察者则评论说，春兰改制尽管从经济理论上讲，似乎并无不妥之处，但所影响到的人数之多、钱数之多前所未见，这样的量化，实在吓人一跳。

范无病点了点头，心里面就明白这其中的曲折了。

事实上，如果春兰的规模没有这么大，陶建幸的名声没有这么高，改制的结果只是出现了一批百万富翁，最多是几个千万富翁，那么问题还不是很大。

这一次最让人吓了一跳的是，春兰改制居然会出现好几个亿万富翁，这是最让中国人接受不了的，毕竟现在国内的千万富翁不在少数，但是亿万富翁并不算是很多，尤其是当国企的管理者居然一夜之间变成了亿万富翁的时候，那么很多人的心里面都不会平衡的。

尤其是这一次的变化，是经由国企改制造成的，这是让很多人无法接受的。

诚如范无病所料，吓人一跳的结果是，春兰改制见光而夭，无疾而终。

“事实上，在春兰改制新闻公之于世的时候，其员工持股计划已基本完成。但是，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改制嘎然而止，春兰方案被递交到中央政斧讨论，要对其进行否决几乎不需要太多理由。”宋晴小心地看了朱老板一眼，见他并没有什么意见，于是就对范无病说道，“去年的年初，陶建幸被告知这个方案还存在着法律上的障碍，需要进行更科学、更严密、更合理的论证和计算，需要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集体会诊。到今年，此方案无疾而终。”

范无病点点头，有些慨然。

中国现阶段的事情，确实不太好说，总而言之，就是因为在改革前期的产权不明确造成的后遗症，自以为好局抵定的陶建幸因为自信过度，棋落盘碎，空余一地叹息。

春兰改制的叫停，在产权清晰化运动中是一个标志姓的事件，那些与它情况非常类似的大型企业，如海尔、长虹及海信等大型国企的改制方案，最终都被逐一搁置，再也没有了提起的机会。

事实上，范无病也很清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儿时期内，对于企业产权改革的讨论将成为中国公众社会及政商学界观点分歧最严重的经济话题。其中有两个重要的争议焦点，一是如何看待国有和集体资产的严重流失，二是如何看待国有或集体企业的经营者赎买。

这场关于流失的争论从一九九八年就隐约开始了，将在两三年之内出现十分火爆的激辩场面。

范无病对此有很深刻的了解，因为当时他看过很多这方面的书，尤其记忆深刻的，就是以香港教授郎咸平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国退民进实际上就是一场分食国有资产的盛宴，其间出现了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现象，改革的策略出现了严重的过失与扭曲。

而燕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和同样来自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尽管改制中存在种种灰色行为，但是改革总体的方向和积极效应是不容怀疑的。

张五常的观点更为直接，他辩论说不可能完全没有这种事情，可是总是要慢慢改良的，你想把那么多人全部杀掉，你杀不了那么多人的。在改革过程中，有些事情是无可避免的，是需要改进，但你不要因为有这种事情就说这个国家不行。怎么可以避免呢？这个国企我把它买过来，我拿过来的手段未必很正确，但是我把赔钱的国企变成赚钱的企业，这对中国的经济整体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这些算是比较客气的说法，还有比张教授更为激进的观点是所谓的冰棒理论。

一些专家认为国有资产就像太阳下的冰棒，如果不把它吃掉，那么它也会完全融化掉、浪费掉。这样的论调显然很难拿到阳光下来讨论，因为实质上这就是在为私分国有财产的人找一个理直气壮的凭据了。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春兰改制方案还是比较合理的。”范无病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中国人的事情，往往就是可以共患难，不能同富贵。既然人家在把春兰从一个负债累累行将破产的境地给挽救过来，并且发展成了国内数一数二的家电龙头，成了年产值多少个亿的赚钱企业，这个贡献是相当大的，完全有理由按照这个方案来进行改制。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一个企业可以实现多少效益，贡献多少税收，解决多少就业岗位，才是最重要的。国企倒是产权明晰，可是不见效益啊！”

朱老板闻言之后，就回了一句道，“至少现在有很多人是看不到这一点的，或者说是见不得别人吃肉，自己喝汤。如果说自己连汤都喝不上的话，那么也是不许别人吃肉的。至于说这肉是不是人家自己家里养的猪身上的，那就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了。”

范无病耸了耸肩膀，继续吃东西，这种话题，其实是最麻烦的，在国内还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多说无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