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十万家呢？其实也没把这个读书人当“老师”看待，给他的束脩非常微薄，一天三顿顿顿都是蔬菜，弄一碗豆腐、两条猫鱼就算是给荤菜。初一十五吃犒劳，也不过是弄个鸭架子熬汤，一点油水也见不到。孙十万的老婆经常指桑骂槐，说请先生的钱不如“养头猪”；先生呢每天晚上吃饭都要牢骚，私下里骂孙家“刻薄”，“子孙全要讨饭”。他们这种表面上“尊师重教”，背地里彼此嫌弃憎恨的嘴脸，让我深深的感受到旧社会的虚伪。

这样的念书生涯大概持续了一年多。后来我回家了。因为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

说起来这又是据说当时的所谓规定：家里要有五个男丁才能允许军户参加科举考试，当时我家就我一个儿子，我父亲只能拼命给我生弟弟，没成想一连生了五个，全是妹妹，把家里也吃得穷了。五妹出生之后，我父亲这才断了念想，让我回了家。后来我调到了政治部搞政治工作，在进行培训学习才知道，其实明国朝廷对军户参加科举考试的限制，不过是限制每户只能有一人参加考试罢了，我家当时完全符合要求。那时父亲也不知是他从哪儿听差了消息，还是谁蓄意戏弄他这个不识字的老实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要是我当时参加了科举考试，哪里还有机会加入光荣的伏波军呢？

回家后我才现，家里也确实揭不开锅了。几个妹妹年纪虽小，经不住人数多，吃得也多了。我父母实在承受不起，只好将我大妹卖给孙家当丫鬟，又把三妹送给人当童养媳，原想给她一条活路，没想到几年功夫就被她的公婆给虐待死了――说起这件事，我至今忘不了她被拉走的那天哭着求爹娘说她不要去的模样――一想到这里我就止不住的流眼泪。真想她也能过几天现在这样的好日子！但是当时，穷人实在是没有办法。

家里人口多，再加上当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总也吃不饱。所以我去山里砍柴贴补家用。每天挑一担柴上街，卖一半，送给海哥一半。再去做些短工，至少三餐有着落。海哥每次杀猪，总会留些不太能卖得去的杂肉下水回礼。托海哥的福，我家时不时也能见得着些荤腥――我们就是这样相濡以沫休戚与共的关系。

我对于这个时代的记忆只有两个，那就是饿，那是真饿啊，天天二十四小时有只猫儿藏在肚子里挠肠子一样的饿。另一个比饿更可怕，就是我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我没了书念，彻底断了考科举光宗耀祖的念想。接下来的路一个就是跟父亲一样，给孙十万种一辈子的地，把脱籍的任务留给下一代；另一个就是和鸡仔叔一样，当大头兵冲锋陷阵，或许可以换个军功上的富贵。可两条路我都不乐意。当时我隐隐觉得，和父亲一样当不要钱的长工种地，不过是一种循环罢了；而去当祸害百姓的大头兵，我更是本能的不乐意。

正在我在身体和精神上陷入双重迷茫的时候，将我引向元老院伟大事业的引路人出现了。

鸡仔叔是父亲的幼弟，我的幺叔，是卫所里的“操军”。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鸡仔叔原来的所作所为和那些兵痞也没什么两样，成天游手好闲，寻衅滋事。后来王尊德悍然动所谓的“第二次围剿”，鸡仔叔也跟着明匪军到海南岛上打仗，在澄迈滩头上当了俘虏，过了好几年才做工赎身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