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来说，从这个彩色电视机上得到的视觉享受也比人家家里给黑白电视机上装彩色膜的那种假彩电的效果要好很多。

安康见过那种黑白电视机上用的彩色膜。那种膜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纯色的，有各种颜色可选。另一种是同一个膜上分三种颜色，上面是蓝色的，那是天空的颜色；中间是绿色的，那是森林的颜色；下面是黄色的，那是土地的颜色。当然，这样的膜如果用来看景还马马虎虎，如果是用来看人，那人的脸上就自然也是三种颜色。

虽然给黑白电视装上彩色膜是一种心理安慰，但是在看久了黑白色的情况下这样的改变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视觉冲击。况且，还可以依据心情手动更换不同颜色的彩色膜。

虽然说彩色电视机的信号不太好，但是安康却有解决之道。他把家里原有的黑白电视机摆在彩色电视机的边上。当需要看那些对画面精度要求高的节目时，旁边的黑白电视机可以作为补充。至少，看着黑白画面，听着彩色电视机的立体声音响，也是一种享受。

安康发现每当舅舅在他家里的时候，父母总是显得非常的局促不安。这种局促不安和乡下人面对城里人、或者农民面对乡里的干部的局促不安全然不同。农民面对乡干部的局促不安是那种不知所措的局促不安，而父母对舅舅是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局促不安。

就好像舅舅来他们家看中了什么感兴趣的东西就打算顺手捎走一样。当然安康他们家就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家，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

局促不安在舅舅离开之后也便荡然无存了。

安康把半年来在上海的所见所闻告诉父母，又把单放机的耳机给父母一人塞了一个，让他们听自己特地带给他们的磁带。

安康以前回家带的主要是书，这一次特地带了磁带回来，就是因为舅舅给他买了方便携带的单放机。

这些磁带了有几盘是学英语的，有一盘是林沐霜硬塞进去的，当然是张国荣的一个专辑。林沐霜让安康回老家了也要坚持练习张国荣的歌。说是等他回上海之后要检查作业的。另外几盘磁带全是安康为父母准备的。两盘流行歌曲、两盘父母喜爱的地方戏曲。

流行歌曲还好解决，随便一个路边的音像店就可以翻录得到。地方戏曲找起来就有难度了。找了两个月没找到，最后安康还是痛定思痛去新华书店买的。钱虽然不多，但也把安康的私房钱掏空了一半。

山中的夏天依然十分闷热。

吃过晚饭之后，安康和父亲一起把一张床板搬到屋外来，母亲则把八仙桌边的四把椅子搬出来。把床板往四把椅子上一架，然后支上蚊帐，这便成了消夏的凉床。

知道安康家有了彩色电视机，许多乡民们带着孩子赶了几里路过来看稀奇。安康便又和父亲把安康以前用的书桌搬出来，把彩色电视机放在书桌上。安康家门口便聚了越来越多的人。信号好不好不重要，看什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在电视上看到五颜六色，能够听到电视机里发出似乎近在耳畔的逼真声音就行。

安康自然是不会去凑热闹的。他带上单放机、折扇和一盘蚊香去了河中间的桥上。没想到到了桥上才发现那里比自己家门口还热闹。原来是因为河上风大，许多人来这里坐在桥上乘凉。蚊香早就点了十几盘，安康带去蚊香完全没有用处。

安康刚把折扇打开扇了几下，就被一个熟识的阿叔笑了：“你看康子去上海读书都变文明了。连扇子也换成折扇了。”

安康红着脸解释家里的扇子都分给了来家里看电视的老乡，只好带了折扇出来。这下连扇子也不好意思扇了，只好找个避人的地方一面盯着河里的波光一面听单放机。

山村的夜十分不平静，尤其是住在离山林近的地方。

半夜里，安康躺在竹床上，久久地望着星空难以入眠。

在上海的时候，他常常思念家乡，思念父母。可现在回到家乡才一天，他竟又思念起上海来。

安康以为舅舅这一次送他回家一定会和他父亲谈明年高考择校选专业的事情，可是舅舅却什么也没说。最后还是安康在吃午饭的时候提了一句说自己想考复旦大学或者是上海财经大学，学经济。舅舅没什么表示，安康的父母竟也没什么表示。然后话题就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这让安康觉得十分奇怪。舅舅走了之后，他又跟父母说了一次。父母说：“好啊。你舅舅的想法很好。”之后便不多说了。

就好像安康说的不是高考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而是要去市集上买几斤肉。安康转述了舅舅的意见之后父母说：“好啊。你舅舅的想法很好。不买牛肉了，就买一斤羊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