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是因为明初的经济比明末更发达，明朝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经济处于不断衰退中这显然背离了事实。

米柱手上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大明的经济，越到后期，就越繁荣发达。

万历时期，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发达，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明初与之相比，望尘莫及。即便在连续发生了自然灾害的万历后期，尽管相对于万历初期，经济有所衰退，但在总体上，远远高于明初，则是不成问题的。经济是更繁荣了，生产力是更发达了，而国家的财政，却是更加困难了，这是什么道理

大明初期到末期的赋税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那么，明朝末期的财政困难，自然是因为国家的赋税，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了。收入基本不变，开支却随着人口的增多，而不得不增多，这样当然就造成了困难，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还有一点，如果说赋税收入，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那么至少每个人感觉到的税收压力，应该远远低于明初吧可为什么反而明朝末期，到处都是一片对赋税过高的抱怨，到处都是叫苦连天的声音呢

如果说，是后来增加的军饷，或者额外的加派过多，这也不通。要知道，明成祖时期，修建紫禁城、营建武当山建筑群、郑和七下西洋、五十万大军五次北伐蒙古、几十万大军屡次南征越南，这几个事件，随便单独拿出一项来，所造成的财政开支，就远远高于崇祯时期所有的赋税收入、辽饷剿饷练饷的加派，以及地方上额外的加派的总和。

但为什么明成祖时期，百姓对负担虽有一定抱怨，总体上却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社会保持安定，而到了明末，增加赋税，造成的反对声音，会这么巨大

大明的税收过低，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

大明的税收，几乎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增加!实际上是在不断减少，农业税减少，商业税减少的更多。

明代晚期，人们对任何一次增税的行为，都叫苦连天，以致于当政府试图增加赋税时，阻力重重。

纵观明初至正统年间，明朝税收大致在1500至2200万两，土木堡之变，中央政府军战力严重不足，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有心无力，地方官员武将开始圈占土地，军户逃亡严重，军事中心由中央变为边防军，正德年间税收只有600至800万两，到嘉靖年间北方和南方同时遭到攻击，税收更低，全年税收不会超过400万，并且边防军开始出现拖响，军力严重下降，无法抵御蒙古军队。

隆庆年间，俺答封贡，北方安定，税收有所增加，万历张居正改革，国库年余400万，以后两朝稳定发展，崇祯时期内忧外患，财政出现赤字，加派三响，税收在800至1000万，但是全国的土地多半在官绅手中，很少一部分农民承担了全国的税收，使得这些农民相继破产，加入流贼，加速明王朝的灭亡。

米柱调查了大量的文案和数据，调出了大明历年历代收入的明细，画出了一张曲线图，这一张曲线图令人一目了然。

就是朱由校也看得明白，他不禁疑问：“为何二百年前，大明岁入可达上千万之巨，而现在，反而越来越少？成祖之年，动辄打仗，大搞建设，还有剩余，而今之世，国家居然无法调动二十万以上的军队？”面对这严峻的问题，连他这头脑简单的人都明白了然，更不用说朝中诸公。

赵南星道：“国朝之初，宗室人口不过几百人，而今之世，人口多达数十年，俸禄极高，又免税，国家收入自然极少。”

宗室开支确是大财政一大难题，但绝对不是主要的。

孙承宗道：“赵相公！本官就不问你，现今宗室有多少人？每年开支有多少，拥免税田亩多少？如果赵相公想知道，随时可以来户部查，数字是不会骗人的。”

赵南星脸上一红，他说道：“新税法与宗祖家法有极多冲突之处。”这年头，一句祖宗家法可以挡住许多问题，与祖宗家法有违，就是不行。

孙承宗道：“有冲突？没有呀！新税法中，没有一条是新增加的，相反是尊从祖宗家法之训，重拾祖宗荣耀，太祖为何规定进士、举人、秀才的免税田亩？因为即使有功名在身，也对国家是负有责任的，但是到了后来，变成了全免，这才是有人为了一己私利，公然违抗扭曲祖法，以致国家财政收入日蹙，入不敷用，国势一日不如一日，重新丈量田亩，清点田册，征收商税，在所必行。”

韩爌嘿然道：“孙大人身为翰林学士出身，却一味导君逐财，与民争利，这是为人臣所为？”

孙承宗道：“本官身为计相，所做者，是用尽一切之手段，为大明开源节流，本官不像韩大人，解决财政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请开内帑。”

韩爌怒道：“你！作为一翰林学士，汝只知一味媚上，是何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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